国门是如何打开的,揭秘毛泽东告诫部队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

这一天,被“宁波帮”视为最重要的日子。

宁波商帮与现代浙商从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近代宁波商人的筚路蓝缕开拓在先,也就没有今天遍布于世界各地的浙商的辉煌创造。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率先进来投资的多是香港和海外华商。中国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3000万之众,各地华人经济的崛起为世人瞩目。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海外华侨华人资本的作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五位原工商联代表共商对外开放大计。邓小平希望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引进海外资金特别是华侨华人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1页。)邓小平特别提出,希望荣毅仁出来办实业;叶剑英、谷牧、王震等也当面表示过,希望荣毅仁出山。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这正是邓小平、叶剑英等特别看重的资源。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董事会由44人组成,荣毅仁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雷任民为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内地领导干部和原工商界人士外,中信公司董事会还吸收了港澳商界巨子马万祺、李嘉诚、霍英东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正式成立》,《人民日报》1979年10月5日。)中信公司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窗口。

毛泽东的担心是有充分依据的。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宁波人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的“宁波帮”,开办了上海第一家钱业公会、第一家中国银行、第一个华人商会、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一些宁波人也成为上海第一个买办,成为上海五金大王、颜料大王、棉纱大王、地产大王、娱乐大王。

1984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掀起第二波高潮,它来自邓小平的直接推动。邓小平关注到,几个特区发展得比内地快得多,但反对的声音也相当多,于是决定亲自到几个经济特区看一看。1984年1月24日至2月16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听取当地省市领导同志汇报。亲眼看到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后,邓小平非常高兴。在珠海,他对港澳人士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在厦门,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要求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邓小平明确表示赞同,并提出厦门特区可以实行某种自由港的政策。邓小平为三个经济特区都题了词。为珠海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为深圳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厦门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6、958、957页。)从三个题词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思想:特区不是建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建设得更快更好;对外开放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怎样进一步扩大开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与江浙一带的“十大资本家”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逃亡香港、台湾,或远走异国。其中,至少4家属“宁波帮”或与“宁波帮”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相比较而言,在上世纪中国的伟人中,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其主要的经历,他与宁波的联系比较少。毛泽东对宁波发表看法大致有两次,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另一次是在建国前夕。

〔摘要〕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进入1979年,“大引进”遭遇到资金瓶颈,不得不进行调整,但对外开放的步伐却加快了。中央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为对外开放找到了突破口。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禁区不断被打破。虽然经历了种种争论和挑战,对外开放的地域却不断扩大——1984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5年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一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组成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毛泽东知道,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

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国务委员谷牧汇报沿海开放城市情况时指出: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邓小平还指派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到宁波,协助做好对外开放和发动宁波帮的工作。在邓小平推动下,“宁波帮”从1984年初至2003年上半年在宁波投资建设2082个项目,为宁波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然而,两省的特殊政策肇始,就遇到经济调整的考验。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会上,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常委讲话都没有明确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在闭幕会上,邓小平表态:“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00页。)随后,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座谈会,确定调整时期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但中央的方针是不动摇的(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第448页。)。然而,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生怕两省“越轨”,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两省都感到,中央还没有给自己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难以放手大干,希望中央进一步明确政策。(卢荻、刘坤仪:《任仲夷主政广东》,《百年潮》2000年第4期。)

邓小平与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共进午餐,并关切地询问当年5月刚刚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

1992年12月底,邓小平在杭州疗养,在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交谈时,仍非常关注宁波的发展和宁波帮动员工作,并关切地询问了包玉刚生前为之奔走的北仑钢厂和北仑港的情况,再次强调要发动侨居海外的宁波帮共同为宁波出力,他还提出去宁波视察。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善于利用外资。10月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199页。)

“宁波究竟怎么样?”手里捏着筷子,邓小平突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到国内政治专制、社会混乱、经济凋敝的情况,感到非常痛心,但苦于在政治上已没有出路,因此把振兴中华的设想更多地放在实业上。他潜心研究,着书立说,构思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计划,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为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1916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宁波考察,在宁波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孙中山谈到,浙江的开通、安定和富有属全国之冠,而宁波又为浙江之冠。宁波虽然开埠在广东之后,风气之开却不在广东之下,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经济实力非常大。www.lSQn.cN“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孙中山认为如果整顿有方,宁波自可成为各省之模范。他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条是振兴宁波本地的实业。孙中山认为宁波实业很发达,但大多在外埠,而不在宁波本地,这是一个不足。他认为在母地发展实业是基础,“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可茂也”。而且宁波发展本地实业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宁波人有工业的经验,二是甬江有良港,运输便利。因此,宁波人一定要“悉心研究,力加扩充”。第二条是修理河道,兴建港口。孙中山认为,宁波的地理位置好,商业繁盛,有甬江直通大海,可与各国直接通商。但是河道和港口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因此,最重要的是将甬江的河道治理好。“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永无淤塞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第三条是整顿市政。孙中山特别强调对街衢道路的整顿,“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整顿街道需要大量经费,孙中山提出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核定地价,收土地为公有,以此来办理公共事务。不能以无钱而不思整顿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对于此事,不宜畏难而在设法”。第四条是组办实业银行。孙中山认为这一条非常要紧,如果有了自己的银行,就不用将巨大款项存入外国银行,而经济也有活动之余地,办实业也更加容易。对此,孙中山对宁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宁波人既素以善于经商着,且具有伟大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亦最紧要之举。”最后,孙中山把宁波和上海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上海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人之力,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惶愧,而宁波人完全有资力和能力将宁波建设好,使之成为中国第二个上海,而且是“中国自己经营的模范之上海”。此后不久,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的港口规划中再次从两个方面提及宁波。一是宁波的实业,他认为宁波地方虽小,但极富,其人善企业,以手工业[注:
手工业是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手工工具从事小规模生产劳动的工业。其特点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用私有生产资料分散经营。主要类型有:自产自销的手工业,]知名,与广州不相上下。“中国之于实业上得发展者,宁波固当为一制造之城市也。”再就是港口,他认为宁波是一个老条约港,位于浙江省之东方。“此地有极良通海路,深水直达此河之口。此港极易改良,只需范之以堤,改直其沿流两曲处,直抵城边。”虽然如此,孙中山却认为宁波港与上海港过近,与外国直接的出口贸易未必能多,只能作为地方性的第三等港。孙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确,今人就不必再去探讨了,但他对宁波的关注可见一斑。

华人资本相继进入中国并取得成功,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其实1979年以后,国外大财团来中国谈判合作的也很多。据7月19日汪道涵在国务院财经委召集的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介绍,“现在到中国来谈判的大都是跨国公司”(《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会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除了华人资本,日商进入中国最早。第一家中日合资经营企业是1980年12月13日创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顾铭等:《一家颇有成效的中外合资企业——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访问记》,《人民日报》1983年5月7日。)。汽车行业方面,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率先进入中国,1982年11月29日在上海签署协议书,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五个月后,第一批“桑塔纳”就在上海汽车厂出厂,开始了中国轿车生产的新阶段。然而总体上说,在最初几年,跨国公司多数是来摸中国的情况,谈的多,谈成的很少。外国大公司有进入中国的愿望,又心存顾虑,一是担心中国的偿付能力,二是担心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5页。)。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经济调整,特别是在1980年底,中国决定大规模地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部分利用外资项目,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罗元铮:《一次富有成果的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

邓小平所说的“宁波帮”古已有之。

对于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就和非凡影响,上个世纪的三位伟人都给予了正面评价。

经济特区条例及随后制定的各项具体法规,对到特区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政策。例如在土地使用年限、使用费上给予优惠。土地使用年限:工业用地30年,商业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土地使用费:工业用地10元至30元,商业用地70元至200元,商业住宅用地30元至60元,旅游建筑用地60元至100元;每三年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不超过30%。(《经济特区的由来》,第134—135页。)此外,外商可以独立经营,可雇用外籍人员;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企业所得税率定为15%;对《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所得合法利润和收入缴纳所得税后可自由汇出;所得利润在特区内再投资可申请减免所得税;经同意,客商可自行招聘中国职员和工人,必要时可以解雇;简化外籍及港澳人员出入境手续;等等。这些规定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赋予到内地投资外商的待遇更加优惠。例如,内地只能办合资企业,在特区,外商可办独资企业;内地外商所得税率为33%,特区则仅为15%,比香港的税率还低两个百分点。《条例》原拟土地平整和供水、排水、供电、道路、码头、通讯、仓储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均由投资者自行负责,后采纳了海外人士的建议,改为由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但在产品销售方面,《条例》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限制更严格些,规定特区产品主要供国际市场销售,若向国内销售,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海关补税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397页。《条例》的公布标志着经济特区建设正式启动,在外商中引起了积极反响,除对各项优惠政策感兴趣外,外商尤其看重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全权管理,这意味着可以绕开现行体制衙门林立、程序繁复的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经济特区的由来》,第151页。)。《条例》的公布也稳定了边境,持续不断的逃港潮至此戛然而止,甚至出现逃港人员回流的现象。

谷牧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

1985年中旬,邓小平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时特别强调了在宁波建港口的问题,他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接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还支持包玉刚关于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倡议。他说: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

回到北京后,2月24日,邓小平专门找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宋平等人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把特区定位为四个窗口,即“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他还提出,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经济特区,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63页。)

邓小平还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先拿出来,交地方使用;派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中,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就与宁波帮商人有密切的交往。一些宁波帮商人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也有一些倾其财力从经济上对革命给予资助。宁波帮商人的雄厚财力、奋斗精神以及经商传统和成就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中国领导人初次与外界接触,许多人对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条件太过乐观;1979年初落实到具体谈判上,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3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实际全年可用外汇只有50亿美元。在1979年3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承认:“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那回事。”陈云批评说:“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凭借在旧上海的经验,陈云怀疑“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说:“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2分册,第34、4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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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三代伟人中,与宁波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大的要数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是,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究竟怎样才能更快地摆脱经济困境,迅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除了政策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必须发现和抓住一切可以发展自己的机遇,发现和抓住那些属于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机遇,才能造成自己的发展特色,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

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第三个重大步骤是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到会的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有关地区和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上气氛很活跃,没有争论,大家很高兴,都希望把开放的地区扩大一些。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会议纪要。三个地区进一步开放的步骤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点”就是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泉州、漳州、佛山、江门等市的市区和重点县的城关区;“面”就是上述市县的农村。这次会议列出了长江、珠江、闽南地区经济开放区的市县名单,其中江苏16个,浙江6个,广东17个,福建11个,上海10个,共60个市县(1988年以后,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县市不断增加。到1993年初,沿海经济开放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山东、海南、广西所辖的304个市县,达2亿多人口。参见萧冬连、鲁利玲采访林其辉的记录(2007年8月17日)。)。沿海开放区与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主要区别,是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在这些地区,按“贸、工、农”模式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创汇农业、轻纺工业、加工工业,增加外贸出口,把农业、出口提到很重要的位置。

1984年8月1日,北戴河。

1984年10月,当邓小平得知包玉刚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时,深表赞许。1985年初,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宁波大学,邓小平说:办宁波大学的问题,包玉刚先生出钱,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两个月后,包玉刚在与邓小平会面时,又提出宁波的机场问题也要解决一下。1985年1月,邓小平亲自向谷牧交代:关于宁波的问题我讲两件事:第一,要给卢绪章办个长期护照,可以长期进出香港;第二,宁波机场我已让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明确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次,逐步做到每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了,宁波以地方为主搞一个大一点的机场。

胡耀邦、谷牧等对梁湘给予了明确支持。1982年11月15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特区政策,会后以中发〔1982〕50号文件印了纪要。新的50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特区政策,规定:轻工业3000万元以下,重工业5000万元以下项目由特区政府自行审批;外商银行经批准可在深圳开业;允许特区从内地招聘人才;等等。这个文件发下去,给特区以很大鼓舞,据说深圳有人放鞭炮庆贺。(《谷牧回忆录》,第340、341页。)1983年,胡耀邦来到深圳考察,鼓励梁湘“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胡德平:《“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耀邦同志对改革事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五》,《学习时报》2011年5月23日。)。

公元992年,因“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宁波始设市舶司。地处沿海门户,港口资源极为优越的天然禀赋,使宁波商贾云集,商业文明积淀丰厚。明清时期,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中国南北渐次崛起以某一地域商人群体为鲜明特征的“十大商帮”。宁波帮即为其一,与极负盛名的徽商、晋商比肩。“宁波帮”从此成为广泛流传的特定名词。
1916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邓小平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与海外侨胞,特别是海外宁波帮人士的交往中,从宁波在海外侨胞支持下得到发展的事例中,看到几千万海外侨胞的雄厚资金实力和人才、技术资源的巨大力量,感到了几千万海外侨胞浓厚的爱国爱乡情感,认识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东西。1990年,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993年,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的谈话中再次指出:“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既是对广大海外爱国同胞包括宁波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开拓。

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237页。)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其中国家计委在安排1979年生产计划时留有物资供应缺口。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四位副总理谈话,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6页;《陈云年谱》下卷,第233页。)。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显然早已胸有成竹,“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时隔23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毛泽东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宁波。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三野战军粟裕和张震的电报中对占领宁波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第二,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这两条指示,反映了毛泽东不以个人恩怨来对待敌手的博大胸襟;保护宁波帮财产,说明毛泽东对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有充分的估计,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建国后发展经济的一些想法。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并提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成员有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陈云文选》第3卷,第248页;《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56页。)。为了转变党内高层的思想,从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批评1978年搞“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并点名批评说:冶金部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的厉害(《“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袁宝华说,陈云这次发言批评了“洋跃进”,但《陈云文选》收录的讲话稿中没有出现“洋跃进”一词。另据邓力群讲,邓小平后来表示不赞成“洋跃进”这一说法。)。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华国锋最后讲话,也对此表示同意(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2分册,内部资料,2004年,第52—53页。)。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1949年5月6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搞调查运动,对江浙地区也作了一些研究。1926年10月,毛泽东写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指出:“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的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虑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毛泽东列举江浙的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等地农村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目前属于浙江宁波地区的慈溪和那里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慈溪属于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区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闹荒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集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到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又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成为普遍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于群众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开放一批港口城市的问题。到会的有上海等八个市、四个特区、海南行政区和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的负责人。最初议定开放八个城市,即上海、天津、大连、烟台、青岛、宁波、温州、北海。江苏省没有参会,省长顾秀莲闻讯赶到北京,找了胡耀邦、谷牧等人,要求增加江苏省的南通市和连云港市,得到同意。其他沿海省领导人也有这样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增加到14个,即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谷牧回忆录》,第349页。)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随后,在谷牧率队考察各开放城市后,国务院逐个批准14个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

摘自《百年浙商》 作者:毛祖棠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年初,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建议国家给宝钢再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汇报。宝钢工程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是需要25亿元。”赵紫阳问:“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马成德答:“是这个意思。”马成德算的这笔账打动了赵紫阳。7月,赵紫阳在到上海考察一番后改变了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谷牧、薄一波也先后到宝钢,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续建。(陈锦华:《国事忆述》,第126、127—128页。)

1978年秋天,香港人士宁波帮的实业家包玉刚致函内地,要求回乡探亲。邓小平立即授意廖承志出面邀请,并于当年11月在北京与包玉刚会晤。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和十余年的交往。后来邓小平又先后会见了宁波帮代表人士邵逸夫、王宽诚、安子介、赵安中、马临、应行久等。通过和他们的交往,邓小平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以及爱国情怀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形成了关于宁波发展的思路,并在实践中给予全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的发展。

2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两省省委常委、党政领导悉数到会,广东被叫到北京的有18人,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会上,任仲夷、刘田夫如实汇报了广东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情况和省委所采取的措施——广东在上一年3月和8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大规模的反走私行动,走私贩私活动已在减少,而不是发展,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胡乔木、胡耀邦等先后讲话,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人都发了言。会场气氛严肃,有人说广东对走私贩私“放羊了”,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走私贩私不是孤立现象,反走私斗争是当前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反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严重斗争的重要环节。他把走私贩私定性为一种“阶级斗争”。任仲夷和刘田夫不同意广东“放羊了”的说法,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尽管存在争议,但中央明确表示,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也是任仲夷最为关心的事。事实上,这次会议并没有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放心,会后胡耀邦向常委会汇报,有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没讲清楚。2月19日,任仲夷、刘田夫再度被召到北京,胡耀邦等传达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并与他们长谈。为了帮任仲夷“过关”,胡耀邦要他递交一份检讨书。这次进京被一些人戏称为“二进宫”。3月1日,中共中央将两省座谈会纪要和胡耀邦、胡乔木等的讲话批转全党,并附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矛头直指深圳特区。邓小平反走私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他在4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说,开放搞活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不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我们说不搞运动,但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


时间:2012-12-29 16:33:36 来源:不详

1979年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受中央委托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多位负责干部前往粤、闽两省考察,帮助两省分别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两份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相关政策中有三项重要内容:第一,对两省的财政实行大包干。广东省上交中央十个亿,多收的钱归自己。福建省每年中央补助两个亿,多花了中央不给,多创收了也不减少补助,一包四五年。这对当时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广东省来说意义重大。第二,给两省对外交往的方便,即给予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人才交流审批权。第三,创办出口特区。

〔关键词〕对外开放;调整国民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特区

1978年的“大引进”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然而,当时从中央领导层到各部门负责人都表现出求成过急的倾向。1978年共签署了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中31亿美元是当年最后十天抢签的。所签项目大部分以现汇支付,而1977年中国出口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外汇储备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此外,引进项目还需要国内投配套资1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上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5倍,缺口也很大。(《中国经济年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年,第IV-131页;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二、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五、充满挑战和争议的试验

一、“大引进”遭遇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