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为何大量接济中共和红军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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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4-29 12:46:35 来源:不详

导读: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暗示彼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

他是中共的特工之王,
他是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他就是做特务工作比戴笠还强,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将军。 将军曾单刀直入劝说张学良的逼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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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钱江、伍修权、李克农和井茂然在保安
1935年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3个师,并且生俘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门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加倍照顾,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及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特意指示李克农,要高福源在苏区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了3小时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红军的东征,按原计划在2月20日由毛泽东率领进入山西。25日,李克农到洛川,先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5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手拄文明棍。李克农一见他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来:张将军你这是解甲从商?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张学良顺茬开起玩笑。李克农笑着反问:是零售还是整销?张学良高声笑道:当然是整销!两人朗声大笑。
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
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可能他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又问。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心里清楚,红军代表应以诚待人,但面对骄傲的张少帅,也要有一定的斗争。于是他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你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李克农知道张学良是暗指张国焘分裂,表明红军不团结,就主动挑明了谈。张学良点点头,表明理解李克农的回答。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继续会谈。张学良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不摸底。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
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他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接着他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
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
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四、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
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很重要。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与之谈判。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走得越来越近。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出谈判代表团。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为了配合周恩来与张、杨的会谈,李克农与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多方接触,了解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他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做那些军官们的工作,晓以大义,阐明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使得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终于大体统一。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

张学良[注: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字汉卿,]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一开始坚持“拥蒋”1936年1月,张学良主动与红军接触,表示愿意联合抗日,但不同意反蒋西安事变究其根源,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关系最大。WWW.LSqN.cN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从欧洲回国前后。此前,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之名,率东北军流亡关内,寄寓蒋介石之篱下,其地位,先从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降至北平绥靖主任,再至被迫下野出洋,最后几乎差点丢掉看家本钱东北军,个中滋味可想而知。故而,1934年回国前后,张氏开始频繁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联络,并欲与两广军阀合作武力倒蒋。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虽然张氏稍后感激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仍让自己全权指挥东北军,而与倒蒋派脱离,选择继续拥蒋,但很快,这种信任又因东北军实力在“剿共”战争中被消耗而遭遇危机。1935年10月到11月间,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了近三个师,尤其让张氏心疼不已。张氏的痛苦在于:与红军交战,一不能抗日以洗刷个人之耻,二势必消耗东北军而不能保存实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当红军在1936年1月份试图利用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对驻守甘泉的东北军进行劝降工作时,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前往洛川与高福源谈话。据高福源向彭德怀汇报:张学良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据彭德怀致中央的电报,“张学良表示,我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与张一谈”。

1936年1月,被红军释放的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架起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桥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窑堡,附带有张学良送的2头毛驴驮运的罐头、水果和食品等,同时也带来了请红军派人面谈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达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接触。

1月20日,张学良又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密谈了三个小时。据李克农、彭德怀事后的电报: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到,国民党内同情中共的国防政府主张、希望尽快对日开战者不乏其人,他自己即曾与阎锡山讨论过类似想法,并得到了阎氏的赞同。如果中共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意为此奔走,赴甘肃、南京做大约为期两周的斡旋,如有成绩,拟约彭德怀及其他中共领导人面谈。但张氏同时又说,他不能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强调自己对蒋颇有好感。

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及其实力的判断,也出于对苏联援助红军的信心,毛泽东于1月20日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此电的核心是联合张学良抗日反蒋。电文中,毛泽东以“军饷、械弹”相许,完全是出于对苏联军援的高度预计。此后的发展说明,这对张学良坚定联共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张学良看重的不仅仅是苏联实实在在的军饷、械弹,更在于中共是联系苏联的桥梁,而苏联则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诚意抗日的张学良在对苏联的期望之下,不计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济渴望着苏联军援却从未得到的中共和红军。

此一时期,中共方面也只谋求与张学良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不奢望其参加反蒋张氏之所以强调自己对蒋的好感,大概是因为李克农在会谈中曾竭力劝说张氏接受“抗日反蒋”的口号。据《毛泽东年谱》,张、李会谈同日,毛泽东曾致电李克农,将“抗日反蒋”定为会谈的重心。电报称: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着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对张学良而言,“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无疑是有诱惑力的。但更有诱惑力的,或许还是电报中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毕竟在西北地域,按实力原则,东北军最强,由张氏担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是情理中的事情;而毛泽东所谓“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则显然是在向张学良暗示:红军的背后倚靠着强大的苏联。而与苏联取得联系,并在抗日问题上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援,则是张学良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1935年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的红军,面临给养保障的大难题

1929年,张学良曾轻率动用武力,试图收复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注: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了掠夺和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因此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引发了着名的中东路事件,与苏联方面交恶极深。东三省沦陷后,张氏曾反省自己上述行为,自认不智。在张氏看来,列强当中,唯有与日本积怨甚深,且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最有可能援助他收复东北。故而在1933年夏被迫出洋旅欧期间,张氏曾想尽办法试图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因苏联方面对其缺乏信任,种种接触都无疾而终。1936年与中共密谈期间,受张氏敦请,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仍在上海寻找共产国际[注: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秘密组织,但也是毫无结果。如此,当不难理解,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带给张氏的暗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对张学良而言,其诱惑力究竟如何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虽不致再奔波劳顿,但依然没有解决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生存问题。红军不仅军事装备、钱款均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成问题。这一现实情况,从1934年与1936年的红军供给标准变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项目的标准,1936年仅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项目干脆取消,或归并到其他项目中,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同一项目所含内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较粗,没有“具体”。相反,一些体现等级性、福利性的项目却明显细化,如抚恤费、技术人员津贴等,这显然是迫于安抚军心、延揽人才的需要。

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但这种口头上的诱惑力似乎仍不足以吸引张学良由“拥蒋”转向“反蒋”。对此,中共方面也有清晰的认知。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在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明确指示道:“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换言之,中共此时并不奢求能将张氏拉入“反蒋”阵营,只求双方顺利订立互不侵犯协定。

1935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先后颁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伤病员几项费用标准的通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各项费用之规定的训令》等三个命令。从三个命令对比中不难看出,除方面军级、军团级办公费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项费用均调低,规定也越来越细,明显是为了适应给养窘迫的现状。

四月份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张学良仍继续坚持“抗日必须联蒋”的立场1936年2月中旬,张学良在西安遇到董健吾,从他口中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联络中共,谋求用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中共问题——董氏此行的任务,就是秘密赴陕接通与中共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这一消息对张氏刺激不小。一者,张氏很不满蒋介石一面让东北军“剿共”消耗实力,一面又越过东北军与中共和谈的手段;再者,既然南京方面也在寻求与中共合作,张氏对自己的“联共”路线自然也就更具自信。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满与自信,3月5日张氏与李克农秘密会面时,竟无一字谈及“拥蒋”问题,以致李克农准备的种种答词都没有派上用场;同时张氏又特别强调,希望通过中共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要求越快越好。大略同时,张氏放弃了对南京的游说,转而频频与地方实力军阀联络,还恢复了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之间的电函往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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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陕北红军物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观环境因素。无论是长征结束的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所处的陕甘、川康地区均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大规模军队的供给相当困难。其二,国民党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封锁。其三,供需人员比例失调。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为消除物质困难,中共中央自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稳定于陕甘后,通过不断发布电文、颁布训令等,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则不断加强筹粮筹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事,都要报毛泽东、周恩来等统筹处理。与此同时,“出于后勤考虑”,因“根据地地域不大,物产不丰,后勤补给困难”,为“解决军队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空间,红军遂发起东征和西征。

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