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桐城派研究学术动态


时间:2007-3-10 9:03:07 来源:不详

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派别,却与有清一代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1]。桐城派各期的代表人物往往就是当时理学的中坚,从这个角度看,桐城派又是一个超越了区域限制,在学术领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学术派别。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就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桐城派,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方面认为桐城派的中兴是临死者的“回光返照”,一方面又认为“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他在30年代曾对其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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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末流由于对古文的坚守而成为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桐城谬种”、“桐城妖孽”的骂名使我们很难将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联系起来,但客观考察,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新文学运动产生前缓慢发展的文学语言变革与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是新文学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有意味的是,近代桐城派诸人恰巧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两方面卓有建树,客观上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