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不抵抗的黑锅甩在东北军身上,民初乱世中的

但是,清末*风云,也使得军阀*呈现出如前所述动荡不定的面貌。清朝垮台之前,传统道德的没落已经到了“人心丧尽”的田地,以至于号称“深仁厚泽”的满清王朝,在易代之际,除了某些绝望的满人之外,居然没有什么汉人官吏为之殉节,连残暴的元朝都不如。皇权的丧落,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其实远非当时人所能逆料。不仅是使得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处境尴尬,用1920年代当红的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就是“五伦缺了一伦”,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一般人价值导向的迷失。尽管现代军阀本身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阀所得到的,除了现代兵器和使用技术之外,只是西方“军、师、旅、团”的编制,军阀团体的结合机制,却还是传统的,过去人们一直称之为“封建军阀”,在我们长期使用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二千多年之中,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成为国家官僚,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王权制度的崩解,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士大夫阶级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社会当中,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分是“游士”。

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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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是帝国体制遗留下来的旧士绅阶级,他们是晚期新政的产物,1916年之后法统破裂、南北对立、中央政权式微,“土豪”们往上发展无望,乃沉淀于各省,延续晚清新政的传统,致力于地方温和的保守主义改革,通过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的重建。“游士”是民国之后诞生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之子,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对旧制度不屑一顾,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激进的思想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土豪”与“游士”是旧制度已破、新制度未立的过渡时代的特殊现象,他们被旧体制抛离,但尚未被新体制所完全吸纳。“土豪”沉淀在地方,为的是保一方之平安与繁荣,“游士”游走四方,寻觅新的政治领袖,志在重建独立、民主的统一国家。

东北军成立于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全名为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至四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其前身为老帅张作霖麾下的奉军,解散于1937年西安事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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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为中华民国时中国唯一海、陆、空编制齐备的军队。南满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军队,称为奉军。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奉军被中央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拥有兵力约三十万。1929年,奉军被蒋介石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约30万人,由张学良统辖。

老帅张作霖的一生有两大特点:积极内战、终身爱国。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三千万的东北人民供养着几十万奉军打了十几年的军阀混战,甚至一度进至长江
流域,而这过程中日本人屡屡以助战为筹码要求在东北的各项权利,均被老帅拒绝,最终堂堂东北王惨死于日本人的阴谋之下。

奉军成员绝大多数出身草莽,军纪涣散,是一支纯粹的军阀武装。分别于1922年4月28日和1924年9月15日发动两次直奉战争,并控制京津、河北地区,北京政权曾一度实际上落入奉系军阀手中。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应算是奉军历史上的最辉煌的一战。

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我们不背这个黑锅

1931年9月18日,驻沈阳日军公然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以免引发中日战端,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东北各地区,而领导人则期望着国联调解,张学良于1931年9月22日发出指示:当敌向我施压时,“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致使东三省于六个月内全部沦陷,而驻辽宁的近二十万东北军奉命退回关内,集结于华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发生了第一次分化,除入关的近二十万人外,坚持就地抗战,就是驻吉黑热三省部分东北军的一种义举。教科书中所写的“东北军未发一枪一
弹便拱手让出东三省”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就地抗战,就是驻吉黑热三省部分东北军的一种义举。驻吉黑的东北军在这种背景下奋起抗战,1931年11月
初,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是最早有组织的抵抗日军行为,对坚持就地抗战的东北军产生重大影响。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在日军进攻沈阳城时组
织指挥沈阳市警察署、局和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进行抵抗,坚持两天不支后撤出沈阳。黄显声指挥警察系统退出沈阳后,在锦州重整全省警务系统力量,组建义勇
军,与日伪军展开斗争。而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阶段,其主要将领均出身于东北军,东北军有大约20000人转变成为义勇军,坚持就地抗战,等等,正是他们的这种壮举,才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然,也有一些东北军经不住日本人的诱惑,当了汉奸走狗,伪满洲国军队总数为85000人,其中有近80000人是由原东北军改编而成为伪军的。一部分东北军将士叛国投敌,在日军的武器供应下与抗日义勇军作战,起到了日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

发展历程

军阀时期

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军队,东北军称为奉军。辛亥革命之后由东北地区的保安部队和新军组成。1920年协助直系军阀击败皖系,势力扩张到关内。1922年与直系冲突,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败退关外。1924年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内部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失败,
奉军重新控制大部分关内地区,远达上海。1925年秋吴佩孚发动反奉战争,冯玉祥也策动奉军郭松龄反叛,奉军击败冯玉祥,于1926年春占领北京,并与直军妥协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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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张作霖自命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摄行大总统职责。1928年,奉军被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北伐军联军打败,退回南满。因一直未回应日本对南满的种种经济和政治上的诉求,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死去,其子张学良继任。同年底东北易帜。

东北边防军

1929年,东北军奉军#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约30万人,由张学良统辖。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东北军支持蒋介石,主力再次入关,控制京津地区,并收编冯玉祥军宋哲元部。

1931年“满洲”事变暴发,张学良为保存实力,对日本侵略不作抵抗,主力大部退入关内,只有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和少量东北军官兵拒绝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自发组织反抗日本侵略军。

1933年旗下宋哲元部参加抗日长城战役。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驻武昌,部分东北军南下。1935年夏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16万东北军主力主力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经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损失近三个师。南满官兵久厌内战,张学良秘密至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人士,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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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为表诚意,亲送蒋介石回金陵,却遭蒋毁约而囚禁,东北军近20万士卒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方做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第57军,军长缪征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事变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八年抗战期间东北军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参与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会战,五十三军则转战冀、豫、鄂、湘。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编入八路军。著名的东北军将领有于学忠、缪澄流、何柱国、汤玉麟、吴克仁、万福麟、王以哲、崔连山、刘多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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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简述

东北空军

1921年1月,张作霖下令设置东三省航空处,并派其参谋长乔赓云为处长,委派了副官、军需官、军医官、工厂管理员、技工等干部掌握航空处各项事务,在沈阳东塔农业实验场旷地修建飞机场,以章斌、庄以临等为飞行骨干,组建航空队。这样东北航空军成形。飞机主要以购买,列强赠送,战场上缴获等方式获得。张学良又创办了沈阳航空学校,作为训练航空人员的机构,并从陆军军官中选拔人员赴法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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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东北空军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用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1925年,东北航空处已经拥有六十多名飞行员,五十多架飞机,于是正式建立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等5个航空兵队。飞豹队成立不久,即归张宗昌指挥。1925年秋,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由张学良兼司令。这是一支拥有现代技术装备和具有坚强战斗力量的空军劲旅,在张作霖入关作战中充分发挥作用。如1927年对直系靳云鄂部的战斗中,奉军空军出动了30多架战机,直军在奉军陆空攻击下溃不成军。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约有250架至300架。

东北易帜前,东北空军估计还有200架左右。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东北空军损失惨重,因此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大量新式飞机。满洲事变,1931年9月19日清晨,日军攻入沈阳东塔机场。丧失飞机100余架,40余架成套从捷克购来的尚未启封安装的机件及附设工厂的全套设备等全部落于敌手,东北空军至此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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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海军

东北海军,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东北奉系军队张作霖、张学良的奉系集团建立并控制的海军部队。由东北海军总司令由先后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兼任,沈鸿烈任副总司令(海军上将衔)兼代总司令职。总司令部设在沈阳,设有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军衡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等机构。
1911年,北京政府派遣江亨、利捷、利绥、利川等舰远赴东三省的黑龙江,以防范俄国革命后中俄边境的动乱。这是东北第一只正规海军舰队。

1920年,庙街事件,江亨舰长陈世英借炮给苏俄红军,炮轰日本领事馆。日本扣留江亨舰,后经长期交涉,日本方才归逻。4月,吉黑江防筹备处购买三艘江轮,改装为军舰,成立吉黑江防舰队。之后因经费不足,奉军张作霖提供他们经费,江防舰队慢慢成为奉军的一部份。
1922年8月,在北京政府、吉黑江防舰队、奉系军阀三方因素的作用下,张作霖收编了原属北京政府的吉黑江防舰队,创建了东北江防舰队,迈出了建立东北海军的第一步。而后奉系军阀不断地对海军加大投入和建设,不仅购买军舰扩充实力,而且创办了自己的海军学校,建立了东北海防舰队。

1928年后东北海军吞并了直系的渤海舰队,达到全盛时期。拥有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肇和”号,驱逐舰“同安”号,炮舰“永翔”号、“楚豫”号等大小舰只21艘,约有3.22万吨,舰队官兵约3300人。当时全国海军舰只有4.2万吨,官兵约有5400人。东北海军在全国海军中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辖的仅次于中央海军的一支海上武装。

清末的行政改革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为军阀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任何一支有点规模的军队,都可以方便地利用现成而且延伸到县以下的政权网络,为他们征粮征税,提供军饷。而地方自治的团体与机构,又恰好可以很便利地与军人结合,形成“军绅政权”。这一时期的军阀割据,可以在从一个县到数省规模上实现,跟清末*的演变,不无关系。

中国的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不同,后二者都是中央的革命,但20世纪中国的三场大革命,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中共革命,都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没有地方割据,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中央权力的式微,五代十国式的地方分裂,成为了革命发生与成功的基本条件。但这三场革命,从地方开始,目标都是获取中央政权,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宋教仁、袁世凯没有成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功了一半,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内战与抗战的缝隙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在1949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封建乱局。

东北军虽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政治色彩不浓,尤其在张学良时期,在执行命令与收复失地的愿望之间徘徊;虽曾有较高的现代化,但由于其前身及思想有着很浓的封建 气息;然而,它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东北易帜、西安事变还是在抗日战场上的牺牲,可以说,自九一八事变起,到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军坚持14年抗战的历史,在抗日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终极性的解决。顾炎武所说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古老难题,依然纠缠着后来的历史,没有制度的刚性结构,就无法解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死结。而一个既统一、又分权、既具有同一性的国家权力、又有地方自主性的平衡秩序,不仅是制度的安排,也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新“土豪”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中坚力量。


时间:2007-3-10 10:31:45 来源:不详

在日本成为现代国家之前,是欧洲式的分封制,所谓的现代化对于日本而言是由分而合,旧武士阶级尊王襄夷,超克封建;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保守主义革命,在短短几十年里面实现了国家富强。但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却苦于中央集权的阻碍,任何变革与进步都是从地方突破,边缘起步,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形成乡曲主义泛滥,国家如一盘流沙。国家层面的宪政整合失败,再回过头来走地方的保守主义革命,因为不断的外患与内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给地方开明军阀和温和的士绅阶级闭省自守,搞地方建设了。一省一地有此可能,阎锡山统治了山西三十多年,在各种势力的冲突中纵横捭搁、左腾右挪,将山西治理成一个“模范省”,而湖南的赵恒锡、广东的陈炯明就没有类似的好福气,都在政治冲突中翻了船。

袁世凯之后,中国完全进入了军阀时代。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琪瑞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失败以后,北洋军阀表面上的团结不复存在。此后,军阀集团的分裂成为某种趋势,先是所谓的北洋系一分为三,然后是皖系因战败碎裂成若干个中小军阀,随后是直系分裂,冯玉祥倒戈,最后轮到奉系,郭松龄的反奉,差点毁了张作霖经营了多年的基业。主干的北洋系如此,其他的大小军阀也差不多,只要麾下的军队稍微多一点,就有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做督军的要兼手下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做师长的要兼一个主力旅的旅长,否则就可能人枪两空。那个时代的战争也别具特色,用当时外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仗不是靠枪炮而是靠光洋和烟土来打的,战前收买对方的叛徒,成为各方战略性的部署,倒戈成为大小战事里免不了的一道风景。

较之机会,更重要的是风向变了,时代已经不再属于旧绅士阶级的“土豪”,而是属于新知识与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游士”。五四运动之所以是新旧革命的分水岭,主要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也非革命领导权的易位,而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变了,由旧士绅阶级变为新知识阶级。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知识分子,一无金钱,二无军队,凭借观念与舆论的优势,竟然取得了对皖系政府的胜利。虽然胜利非学生一人之功,其背后有上海资产阶级和直系军阀明里暗里支持,但毕竟新一代的“游士”压倒了垂垂老矣的“土豪”,造就了新的时势。无论是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还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都敏锐地注意到时代的变化,意识到旧士绅阶级已经不成气候,谁能抓住新观念、抓住新知识分子,谁就能赢得时代,称霸中国。北洋军阀没有这个意识,搞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也吸引不了新一代“游士”。新知识阶级与旧士绅阶级不同,他们是民国现代教育与现代知识的产物,一旦离开了乡土,便不思回头,他们对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与乡曲主义深恶痛绝,心中除了个人,就是世界,而真正牵念的,则是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如果说“土豪”天生是一个地方主义者的话,那么失去了乡土与文化之根的“游士”们只属于国家,属于理想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