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厦门对话与中国民主思想的开端刍议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中文版序


时间:2007-3-10 10:3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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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义
 

刘东亮  

国内学术界谈论民主,已经百余年了,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像样的学术对话平台。比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思想开端于何时?大家还谈不到一块儿。有将言论自由当作民主的,有将领导者倾听群众意见当作民主的,有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当作民主的……;有的说“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1有的说周秦以后的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有的说晚清洋务运动有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中国才有了民主思想……南腔北调,不一而足。

俞可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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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民主传统深厚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民主概念也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辩论,结果是理性主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被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约瑟夫·熊彼特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2亨廷顿将这种程序性定义表述为:“民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遵循熊彼特的传统,民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用这个概念既可以评判现代民主,也可以考察古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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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系心民主开端问题已经十余年,就材料、知识所及,略陈管见,难免贻笑大方。本文拟以熊彼特的严格概念为参照,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置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时空坐标之中,本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精神,作出假设:公元1844年以前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中国历史,均为君主专制时代。中国这数千上万年的历史中,既无民主思想,更无民主政体,是民主史前期。4《易纬》“上者专制,下者顺从”5的表述,概括了中国的核心专制思想。所谓“原始民主”、“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之类,不过神话而已。中国民主思想是外源性的。1844年春,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

  

  【摘要】在当代社会, 民主存在被神化的倾向, 其危险在于,
一旦人们发现民主并不能自动地完美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会对民主的信念产生动摇甚至怀疑。民主并不能总是保证善和正义的实现,
因为其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方法和选择程序。纯粹的多数决定规则会使民主走向其反面,
演变成专制与暴政。为了避免民主出现不良的结果, 需要实行“
有限多数原则”,并依靠法治特别是司法审查等制度的配合。民主并非“
历史的终结”, 它在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还有待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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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说:在现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中,争议最大而又无法绕过的概念,大概要数“民主”
。伯纳德·克里克比我走得更远,他在《民主》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民主”(democracy)一词有许多含义,它不仅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最混乱不堪的词”。尽管大家都在争相谈论民主,但对究竟什么是民主,如何评价民主,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观点不仅莫衷一是,而且常常针锋相对。在克里克看来,这是因为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就承载着不同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内容”。

  【关键词】民主本质;法哲学;选择程序;有限多数;法治

  
无论是喜欢民主、崇拜民主,还是怀疑民主、拒斥民主,人类的政治生活却又躲不开民主。用克里克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如何,至少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近代以后,民主已经从一种少数政体变成多数政体,从原先的异常政体成为现在的常规政体,从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现实的政治生活变成了理想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世界,民主是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主要来源,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

  

  
对民主的争论,不仅存在于当今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中间,也贯穿于整个民主的思想史和发展史之中;不仅存在于不同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政治体系内部。民主已经成为引发全人类思考的恒久性和普遍性的热点问题。如果把中外学者论述民主的书籍收集在一起,足可以装备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要在一本只有六七万字的小册子中,全面阐述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优点与局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克里克说,他“乐于接受写作本书带来的挑战”。现在看来,克里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克里克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62年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of Politics),
该书使他一举成名,并且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民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初版发表于2002年,就其发行量来说,甚至超过了《为政治辩护》。毫无疑问,在所有关于民主的通俗读物中,此书是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要真正理解民主的真实含义,必须从三个维度对民主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学家,克里克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向读者传播关于民主的完整知识,就要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民主可以是政制的原则或学说;民主可以作为一套制度安排或宪政手段;民主也可以作为一种行为类型。”《民主》一书的基本结构,正是围绕这三个部分展开的。克里克称之为“三头并进”。

  –[美]阿兰(A lain)

  
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以来的2500多年漫长历史中,就其绝大多数时间而言,民主并非一个“好东西”,相反常常被当作“坏东西”。另一位英国政治学者说:“大约在1850年前的英格兰,民主一词多少被看作‘街头流血事件’或‘暴民统治’的同义语。”
民主是如何从“坏东西”变成“好东西”的?如何从古希腊的特殊政体变为世界政治的普遍形式?如何从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变成理想的政治价值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考察人类的民主思想史和民主发展史。克里克通过简要评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卢梭、洛克、约翰·密尔、托马斯·杰斐逊、托克维尔、熊彼特、汉娜·阿伦特、奥威尔和罗伯特·达尔等人的民主观点,追溯了民主的思想史。同时,他又通过评述雅典的民主、罗马的共和、英国内战与《大宪章》、美国独立战争与费城制宪、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简要地追溯了民主的发展史。克里克对民主历史的论述,在《民主》一书有限的篇幅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体现了克里克对历史的以下信念:“要理解任何人类制度,必须先对此前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了解为何要创建它们,它们又是如何演变的。”

  我们不允许对民主的吹捧, 恰恰因为我们是民主的朋友和同盟。

  
政治学探寻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最古老的基础学科之一,也是人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政治学者和政治思想家的现实关怀通常更加强烈。这是政治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首要科学”或“主要学科”(master
science),因为它事关“共同体的善”,即事关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政治学不仅具有知识的意义,还有伦理的意义。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学不仅是一门知识性的学科(intellectual
discipline);还是一门道德性的学科(moral one)”
。与亨廷顿一样,克里克也传承了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西方政治学的悠久传统。他说:“如果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确实是欲望无限而资源有限,那么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才是主要科学(master
science)。”

  –[美]利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

  
克里克退休前一直在大学研究和讲授政治学,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但与许多欧美的政治学教授不同,克里克特别注重政治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曾经担任过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高级顾问,著有《社会主义》等重要政治论著,被公认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退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英国的公民教育和苏格兰的议会政治,成为英国的公民教育权威和苏格兰的重要政治活动家。从实践的角度来阐释政治,又用政治的观点去影响实践,是克里克学术生涯的显著特征。在《为政治辩护》一书中,他别具特色地把政治定义为“公共的伦理”(ethics
done in public)。在他看来,政治就是“行动的政治”(politics of
action),而不是“思想的政治”(politics of
thought)。同样地,在这本小册子《民主》中,他所阐发的许多重要观点,与其说是纯粹的学术知识,还不如说是现实的政治劝诫。

  人类对民主的认知和追求已有相当的历史, 并对其抱有太高的期望,
认为民主制度下会给人们带来公平,
绝不可能产生贪腐。而历史上和现实中所发生的事实,
让人们原有的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 望之深, 责之切,
以致于不再相信民主。遗憾的是, 抱有这种观念的人似乎还不在少数。[1]

  
他告诉读者,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也有其内在的不足。民主不是正义的化身,甚至也不是善治的同义语。他赞同民主的流行定义,即民主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方式,但他认为这种人民的统治并不自发地导致政治正义或善治。在他看来,民主的价值在于,“这种制度允许在无处不在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之间做出和平的妥协”。所以,克里克对民主制度始终有所保留,而不是一味地推崇。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写了一本《为政治辩护》,而不再写一本《为民主辩护》的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 虽然现在民主普遍被看作是个“好东西”, 但是在古代社会,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
民主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民主政体被视为一种衰败的政体形式。[2]甚至到卢梭,还在批判民主。他说,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 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去统治, 而少数人被统治,
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3]

  
尽管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人类也许永远不会有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但在迄今人类所发明和应用的所有制度中,民主相对而言是最好的制度。诚如马克思所说:“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
克里克并不迷信民主,即使对民主的优点了如指掌:民主政治可以有效地限制专制独裁,公民在民主条件下有最广泛的参与,民主政治使政府变得更加透明,民主制度使信息自由传播,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民之间有高度的相互信任。一言以蔽之,民主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制度,却也是实现善治和政治正义不可或缺的制度。克里克屡屡强调,民主不是善治的充分条件,却是善治的必要条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善治。克里克最后引用美国著名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话,来表达他自己对民主的最终结论:“人的正义倾向使民主成为可能,人不公正行事的可能则使民主必不可少。”显而易见,克里克实际上不仅为政治做了出色的辩护,也为民主做了有力的辩护。

  然而, 时至今日, 民主已成为一种文明的名称,它是一个广受赞誉的词。
人人都自称民主派, 任何政体的捍卫者都声称他所支持的是民主政体,
即使是最顽固的独裁者也相信他必须通过“选举”给自己罩上一层“民主”的外衣。[4]民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甚至有人说,
民主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已经赢得了世界范围内近乎霸权的地位,
虽然那种刚刚举行过开幕式不久便宣告结束的民主实践其实并不少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