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

  但是,对于这一历史性变动,尤其对于乡村社会权势力量的变异,社会文化的认同是滞后的,这从各种称谓的混用中可见一端:除流行的“劣绅”之说外,当时还有所谓“腐绅、贪绅、假绅、破绅、奸绅”,105以及“痞绅恶棍”诸类指称。106孙中山指出,民国之际“充县议员者,不外劣绅、流氓、地痞,办理地方事务者亦然,则县自治之成绩,从可知也”。107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士绅”向“权绅”演变的事实。当时报刊上虽也有“权绅”或“势绅”之说,108如“在湖南省也有权绅不肯完粮的”等,109却并未形成社会共识。反而,“绅士”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的“历史记忆”却仍然被广泛认同,并内化于变动了的社会结构之中。


时间:2007-3-10 10:31:50 来源:不详

  120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第168页。

本文所说的广州地区,是指以省城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清末广东的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广州府则下辖14个县。广东在清朝被视为富庶的省份,但真正富庶的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清朝在南方的统治中心,保皇、革命两党的起事都以广州地区为目标,因此,朝廷对巩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秩序非常重视。广东督抚通过各级地方官僚系统,以军事、法律、教化等手段维持大清皇朝的统治秩序;清朝朝廷对广东,特别是广州地区的统治,都同其他省份一样严密。众所周知,清朝的政权机构最基层就是州县,但无论在城乡,州县除了直接的治理之外,还通过保甲、乡约、公局等机构,使清朝的国家权力深入到街区、村庄。士绅阶层是这个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广州地区科举发达,士绅众多,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士绅都在乡约、公局等机构议断民间的争执,办理地方公益等事务。[1]与历史上各个朝代比较,清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曾经是相当严密有效的。19世纪50年代,洪兵起义席卷珠江三角洲,但终在官绅联手镇压下失败。[2]

  143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国人民宣言》,参见A.
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230页。

近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相当关注县以下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但因为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而且有关资料极为零散,所以,目前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研究,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注: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钱瑞升等的《民国政制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都对民国初年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有所论及。但在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别,以上论着不可能对各地的情况都作比较细致的研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研究了河北、山东若干县份乡村权力机构的情况。于建荣的《岳村*——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研究了湖南、四川某些村落的百年变迁,其中内容也与本论题有关。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权力机构,似尚未有专题研究着作或论文。)本文拟探讨民国初年(大致是1912——1925年)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希望对研究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有所助益。

但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统治又面临严重的挑战。19世纪晚期,有人已说“广东近来盗贼之多甲于天下”。[3]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盗凤之炽甲于他省”,[4]更成为官方文书和报纸报道的老生常谈。清末负责广东全省清乡的水师提督李准认为,广州府的顺德、南海、番禺、香山、东

  74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10期(1926年10月),第4—6页。

本文所说的“权力机构”,是指实际上而非法定的政权机构。按清朝的制度,最基层的政权建立在州、县,到了民国初年仍是如此。1914年11月,袁世凯在褫职缉拿广东东莞县知事王铭渐的大总统策令中提及“知事为亲民之官”[1],就是民国初年仍把县作为法定的最基层政权的反映。但在清末的广东,县以下的乡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士绅控制的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公局”;从督抚到州县官员,都认可公局的存在和权力(注:关于清末广东的基层权力机构,笔者拟另文详细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实行地方自治,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广东各地办理情况不一,有的州县是筹而未办,有的是公局改头换面,有的则把原来的团练地域划分为区。例如顺德县在光绪末年分为10区,所依据的就是中法战争期间筹办团防全县10团的防区[2]。但无论何种情况,士绅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没有实质性的变

< 1 > < 2 >

  100参见冯兆基:《晚清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第180页。

[1][2][3][4][5][6][7][8][9][10] … 下一页
>>

历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都特别注意广东。本文拟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主要是广州城与南海、番禺、顺德三县)作研究,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政权与城乡基层社会的关系,并希望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成功之易与失败之速的原因,以及这个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

  119叶德辉:《郋园学行记》,崔建英整理,《近代史资料》总第57号,第141页。


  79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94页。

  由地方绅士掌控各区的团防分局虽然形式上“呈请县府委任”,实际上县府权力被虚悬,难以真正深入乡间社会发生作用。“惟团各自为政……且各局常兼理民刑诉讼,总局命令,多不奉行,致有尾大不掉之弊。故民间有称八区局长为八路诸侯之徽号,其势炎可想而知矣。”135广东南海县佛山地方“公共之财团,久已被一般劣绅、退职官僚、亡清遗老,任意侵吞,霸占产业,据为己有……党部派员到仓监视,查核数目。该劣绅抗不与查……”中山县劣绅控制的护沙局,“压迫农民,破坏党治”,136对国民党权力渗透基层社会形成强大阻力。许多县乡党部人员遭到地方士绅商团殴、杀。137这些既有的乡村权力,与国民党试图重建的基层权力必然形成利益上的冲突。大多数县份“所设都总、团总,均系少数人所推选,与政府并无直接关系,以故推行政令,倍感困难”。138其“乡团林立,主任即乡长,威力大于县府”的现存权力结构,139构成国民政府试图重建国家权威时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县政府若果没有绅士阶级,便成为‘没爪蟛蜞’,一步不能行了。”140当国民党努力于国家政权的建构并试图深入乡间社会时,打破权绅的权力控制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目前要解决县政问题”即是“要取消绅耆名目,严禁绅士会议以防止土豪劣绅垄断乡政。”141“国民党努力于国民革命,而土豪劣绅百方以破坏之、陷害之。”所以,“土豪劣绅为国民党的罪人”。142这就决定其“本党为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的时代选择。143

  98曾继梧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下,长沙:
1931年铅印本,第126、135页。

  ⑦克明:《绅士问题的分析》,《中国农民》第10期(1926年10月),第10页。

  121叶德辉:《郋园学行记》,崔建英整理,《近代史资料》总第57号,第143页。

  7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第757页。

  一、不同的集体记忆:从“四民之首”到“无绅不劣”

  117叶德辉:《郋园学行记》,崔建英整理,《近代史资料》总第5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07页。

  世界文明各国,无所谓绅权也……绅权之发达与否视一地方事之繁简及为绅所自造之势力而异。百里之寄,非一人之力所能周也,刑名、钱谷、讼狱种种已有疲烦莫胜之势,益之以新政多门,旁午不遑,官有所不能任也,乃不得不重赖于绅。故自举行新政以来,而绅权遂稍稍发达……自新政举行后,若者为教育,若者为巡警,若者为地方自治,其事类非俗吏所能为,乃愈不得不重赖于绅,故曰有能力者事权,从而绅权遂渐益发达。

  43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第188页。

  三、社会重构与历史记忆

  随着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也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与传统时代的发展走向不同,地方权力的重建开始张扬着“民权”的旗帜,而不再是在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制约中有所取舍。然而,通过历史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1898年的湖南新政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两大历史事件中,关于“绅权”的集体记忆竟然呈现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这其中固然不免有绅士阶层“蜕变”劣化的因素,也当然地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①但是,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这种嵌入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记忆”,一定程度上构成“打倒绅士”这一时代号召的历史因缘,并由此造就了“大革命时代”农村变动的特定情景。

  149M. Halbwachs,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Min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4, Issue 6 (May 1939),
pp. 812-822.

  60《续记江西调查户口之风潮》,《东方杂志》1910年第6卷第8号,第277页。

  139曾继梧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第36页。

  96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民国研究》总第5辑,第7页。

  36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88页。

  16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

  73《论绅权》,《大公报》1907年6月2日,第1756号,“言论”。

  “民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始终有着十分具体的历史内涵。在近代中国“民权”倡行之际,绅权无疑构成其实在的内容,类如熊希龄所示:“绅为人民之代表。”22这其实表达的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甚至在关于旧绅如王先谦的记忆中,也复如此。1898年1月创办南学会时,“王先谦极表赞成,他说:‘天下学术,断不能尽出一途’,‘道合志同,各自立学会,互相切劘,亦不失敬业乐群之义’”。对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的《湘报》,王的“评价极高,他盛赞‘湘报刊行,见闻广远。开拓民智,用意甚善’”。23即使政变发生之后,湖南地方政局变动更易也仍然不出“绅权”之范围——所谓新旧之争,更多方面体现的是新旧绅士之权势分割而已。24

  在20世纪前二十余年间的新旧体制更易过程中,“区董多由乡绅充任,他们得到县衙的认可,在‘自治’的名义下,由‘选举’而进入议事会,开始‘议政’、‘参政’”。甚至警款靠区董或警董(多是乡绅)筹集,乡绅们通过“经济杠杆”间接地控制警察,仍要达到间接地操纵乡村社会的目的。85伴随着绅权制度化进程,“早在清末推行‘新政’之时,有些地方负责办理某项事务的绅董,就已经取得了集体会议本州县地方各政的权利”,86所有地方公团法团组织“不过为一方之士绅机关”。“有当时人回忆1940年代河南嵩县的地方情况时,称该县当时曾在外做过较高级官员的为‘首席绅士’”,“称曾做过县政府教育科长……为‘中级绅士’”,“称做过区长、乡长、镇长、保安大队长的”为“乡镇绅士”。87

  虽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有着显然的区别,但在“打倒绅权”的立场上两者却相当一致。“在中国革命与改造上,不独共产党,即国民党、国家主义派,也一齐标榜着实行打倒土豪劣绅了。”④在共产党早期关于农村社会阶级关系体系的认识中,绅士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被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1926年开始,共产党组织的以“打倒劣绅”为目标的乡村革命运动在两湖地区已经如火如荼,走向了暴力斗争阶段。在湖北省的一些县里,“由于土豪劣绅侵占公款”而发生了流血斗争。湖北农民捣毁禁烟局,要求取消厘金,有些地方已经同轻易被劣绅收买的军队发生冲突。“农民协会正在直接组织审判土豪劣绅。土豪劣绅纷纷从乡下和县城逃往长沙和汉口(湖南——引者注)”,“被杀被捕的土豪劣绅的财产以及逃亡地主的财产,通常均被农会没收,自行支配……农民在无情地惩罚压迫者。许多县都自行审判土豪劣绅。由于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的斗争取得胜利,上述地区大多数县的村政权完全掌握在农会手中(湖北——引者注)。”⑤

  80即一个制度的变动引发另一个制度的变革,并最终导致整个制度的系列性变革。从清末新政始,废除科举、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立宪运动乃至于共和兴帝制亡,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连锁性变革。

  55韩延龙:《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177—178页。

  47《直隶总督陈夔龙奏查明山东莱、海两县滋事情形据实复陈折》,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8年,第49页。

  59《浙江遂昌县乡民滋事》,《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11号,第160页。

  绅阶层”。这些所谓“新官绅”的传统功名并不占据优势,其新学出身以及控制地方公权和公共事务才是其权势构成的重要因素。地方“绅权”结构中,新式学堂出身者占多数,如直隶完县自1908—1928年历任劝学所长、教育局长者共14人,其中纯系新式学堂毕业者11人,纯系科举出身者1人,科举兼新学堂出身者2人。直隶高邑县1906—1929年县学务机关首长14人,全部系新式学堂及留学生出身。新官绅阶层则缺乏可以被认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只是一个权力群体”。81民众对士绅与“新官绅”持不同的态度:“乡间子弟得一秀才,初次到家,不特一家人欢忭异常,即一村和邻村人皆欢迎数里外。从此每一事项,惟先生之命是从。……即先生有不法事项,亦无敢与抗者。……至一般新界人,其自命亦颇与旧功名人相抗,然其敬心终不若。盖一般乡民皆不知其读书与否,故其心常不信服也。然老民常畏势力……故虽心不甚敬之,而未尝不畏之。”82

作者简介:

  101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303页。

  142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60页。

  65《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661—662页。

  81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360—361页。

  136司马文韬:《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1924—1927)》(续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9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第230页。

  67问天:《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8号,第99—100页。

  基于上述,可以大致描绘出清末民初“绅权”演变的基本态势:即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由士绅(Scholar-gentry)向“权绅”(Power-gentry)的历史性转变。新政及其此后一系列制度性变革为绅权的扩张带来更多的合法性依据,使相对隐蔽操持地方公权的传统士绅变为了公然的“权绅”。

  108《论势绅之可畏》,《大公报》1909年12月20日,第1版。

  71徐世昌:《将吏法言》卷5, 1919年刊本,第8页。

  63《记广西匪乱近状》,《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7、10号;转引自《清末民变年表》下,《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第103页。

  当新一代知识群体逐步成长为社会精英并主导社会舆论时,底层民众在“绅民冲突”历史事变中累积的“毁学杀绅”记忆,就天然地成为他们重构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依据:“绅士与农民既然变成了死敌”,那么,只有“打破四千年来地方政治建筑在绅士阶级上面的政治基础,作一次彻底的改造”,才能“实现最低限度直接民权政策”。74由此,以“兴绅权”为“兴民权”的历史进程就“历史性”地演变为以“打倒绅权”而实现“民权”的历史。

  66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3册,第401页。

  虽然历史上“绅权之盛莫盛于有明之世”,但在皇权之摧抑下,“乾嘉以后,而绅权乃日堕,绅权者,固与专制政治之进化为反其例欤!”因此,“近者凡地方间一切新政类自多绅操之”,制度变迁才促成“绅权发达之萌乎!”75在新旧制度之更易和社会—权力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兴绅权”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政之行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政”时代的消退,而且也标示着整个社会—文化的时代性更易。其时代特征类如梁启超所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76值此之际,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权力结构等均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构之中,而历史上处于“官民之中介”的绅士阶层则既蒙“兴民权”的时代所赐,又得官府“新政”所倚重,勃然兴盛于此“过渡时代”。

  “‘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25但社会记忆在社会群体中有着不同的指向性,其记忆的选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戊戌时期,主导湖南地方政制变革的士绅阶层同时也是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因此关于民权的诉求更多地表达着士绅的利益取向。这一事件中的“集体记忆”无疑集中体现着士绅自身的诉求和价值评判。那么,在以“兴绅权”为导向的“兴民权”的历史进程中,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吁求情况如何?尤其在绅民关系或绅民利益调整的历史进程中,民众对于绅权的“历史记忆”更值得我们关注。“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而且这种记忆的性质和内容也因时因事而异,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更多的则是对过去生活的无意识记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纯粹个人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和保存,它们向我们昭示着社会记忆的存在。”26相对困难的是,民众不具有主导和操控社会舆论的力量和能力,也不具备以系统的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条件,其“集体记忆”只是通过散在的各种“民变”事件曲折地加以表达——当然,这种记忆是十分零散的和不规则的。

  ⑤A.
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1、142、167页。

  133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民国研究》总第5辑,第8页。

  25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141、138页。

  因此,面对戊戌以后尤其是“新政”以来“兴绅权”的历史进程,士绅的“集体记忆”呈现出以“民权”为代言者的姿态大幅进入地方社会事务的走向,从而使近代绅权获得空前扩张。相比较而言,传统时代的士绅“只是在各种临时性地方公共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却“不主持和参与州县的税收、诉讼、治安、农工商、教育等经常性、主体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也没有经常性组织,或者说没有通过某种常设性的机构来实现自己的组织化”。“然而,这一切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20世纪初以后全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清政府决定推行地方自治后,“这使得士绅不仅可以涉足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可以进一步涉足其政治领域,公然在‘官治’之旁形成另一种公共权力”。地方士绅“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地方政治,主导地方教育、实业、财务和其他公共事务”。50正是在此制度变迁进程中,形成了“今之称地方自治者,不曰自治,而曰官治;吾则曰非惟官治,亦绅治也”的社会现状。51而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则呈现另一种走向,即士绅阶层“借机谋利,把持一切,安置僚属,局所林立”。52借助于体制化的局、所,“土豪劣绅,平日或假借功名,或恃其财势,勾结官府,包庇盗匪,盘踞团局,把持乡政,侵吞公款,鱼肉良民。凡诸所为,俨同封殖”。53从而,以“兴绅权”而“兴民权”的历史进程,推演为愈演愈烈的“绅民冲突”。

  因此,从晚清的“绅民冲突”到民国时期新知识青年与传统士绅的矛盾纠葛,从国民党政权与权绅在乡村社会的对峙,到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与绅权的较量,历史的指向性已经确然不移:“打倒绅士阶级”就成为新时代社会—权力结构重建的一个具有广泛认同性的号召。从而,“兴绅权”的历史进程终以“打倒绅士”的历史选择而完结。

  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149从清末民初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历史记忆”来看,它并不外在于社会生活本身,它与社会生活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关联性难以分割,或者它本身也内化为社会重构的要素之一。晚清以来,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⑥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第278页称“以防止封建余孽之复活,是端赖保甲”。而福建学田案中,秀才们被认为是“彼等反革命满清老污腐为现代所厌弃”者,参见《关于各族书田改作族内升学补助费》,沙县档案馆,
1938年案卷,卷号156,第36页。

  56市古宙三:《绅士的作用:一个假说》,杨慎之译,转引自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33—134页。

  那么,对于这一以“兴绅权”为主导的“民权”历史进程,底层民众有着怎样的“集体记忆”?从1904年江苏无锡发生大规模毁学事件开始,紧接着山东的沂州、江西的乐平、四川的夔州及广东等地皆发生乡民“毁学打绅”事件。《东方杂志》为此惊呼:“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考其原因,无非为抽捐而起。”33民众“观于无锡、广安之暴动,以抗捐为惯习,尤而效之”。34绅士则构成此类“民变”中直接冲击的对象。当各地绅士主导了作为地方自治重要事项的“兴学”事务后,传统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绅士就被置于与民众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地位。《东方杂志》在调查各地“毁学打绅”现象后提示说:“今则易官吏为绅士,则以吾之力与绅士抗易,易耳,此毁学之事所由其也。故按其原因,则知愚民之毁学,固非有意与学堂为难,实由平昔官府之敲扑过甚,故藉此而一泄其忿焉!”35这至少表明,由官民对立转化为绅民冲突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易官吏为绅士”的制度变迁。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36汉口的《公论新报》甚至发表评论直接攻击新政,指责它“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37乡民与学堂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毁学风潮的发生。当庙堂中的田产被拨充学堂经费时,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能再染指这些资产,个人私利受损,因而在乡民中挑拨离间,促使矛盾更加复杂,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如浙江慈溪民众听说学堂将把会田充公,遂聚众千余人,意欲把全体教员烧死,甚至有浙江遂安乡民也因米价飞涨而迁怒学堂。38地方自治或地方“新政”事务的实施,依赖于地方捐税,“凡立一学堂,则经费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费,继则搜刮民财,不肖官吏藉此渔利”,“教育普及以学校普设为基,而学校普设必以筹款为基”。39到1910年毁学事件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由此构成清末“民变”的主要内容之一。

  34《破坏学堂匪徒之何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9号,第66页。

  然则,以“兴绅权”而“兴民权”的政制构想究竟能否成真,或“绅权”之治能否达到“地方自治”的真正践行?《大公报》的评论显然游移不定,认为绅权“果发达矣,其究为可贺与否,则当于绅权作用所生之结果而定之”。至少,在当时“民变”呈现出的“绅民冲突”日趋普遍也日见激烈的情势下,以“兴绅权”所张扬的“民权”意图已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论绅权》预见了绅权的两种前景。

  147舜生:《中国的绅士》,《中国青年》(汇刊)第1集,第17期,
1924年,第5—6页。

  45《湖南省城乱事余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5、6号,转引自藤谷浩悦、饶怀民编:《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第268页。

  61问天:《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4号,第60页。

  “历史记忆”并不仅仅是对过往或逝去历史的单纯的记述、回忆,尤其是当其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并被社会认同时。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的哈布瓦奇(Halbwachs)特别强调历史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

  82《霸县新志·礼俗志》,转引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36页。

  15谭嗣同:《治事篇第三学会》、《治事篇第四通情》,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7—438页。

  68《记丹阳乡民暴动事》,《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号,第270—272页。

  二是以保卫局为绅权行政之枢纽。“保卫局分官权于绅民,作久远之计划,而隐寓民权,其最大之特点在此。”16保卫局总揽地方新政改革,按谭嗣同所言即“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17虽然就某些功能而言,保卫局与旧式之保甲局有很多雷同,但其权力主体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动,即“今之所谓保卫,即昔之所谓保甲,特官权绅权之异耳”。18为避免因人废事的传统政治兴革之弊,湘绅们也试图以制度化努力构筑新政的基石,将保卫局之运作“处处公之绅民者,盖恐后来官长视为具文,遂参以绅权,立吾湘永远不拔之基”。19事实上,以绅权为基本内容的新政措施,即使政变之后也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此次政变以后,百举皆废,惟保卫局因绅民维持,得以不废,此亦民权之利益也”。20故当一切新政,尽行撤革(朝旨饬张之洞裁撤之)时,“地方绅民,以谓此良法美意,足以卫民生而去民害,故仍私沿其制,继续办理”,“惟保卫局,巍然独存”。21这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绅权”的影响。

  在近代湖南区域内具有标志性的两大历史事件中,关于绅士阶层的集体记忆诚然如天渊之别。抽取两个时代不同的“集体记忆”的核心话语,我们可以作一个具体比较:
在不到30年的时光里,关于绅士的“历史记忆”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历史反差?我们当然不难体悟出此种“历史记忆”的主体利益诉求之所在(主导言论或社会舆论的社会力量发生了由传统士绅向新知识群体的历史性转变),但它毕竟具有社会舆论特征,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记忆的“社会性”。显然,两大历史事件分别记忆着以“兴绅权”为始和以“打倒绅权”为终的不同的“民权”诉求。问题是,在两大事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转变?绅士何以从“四民之首”演变为“无绅不劣”?对于此一历史演变进程的记忆却是零散的、残缺的,而这恰恰是以重大事件为特征的集体记忆中所“失忆”的部分。历史研究应“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面对史料,研究者需时时警惕: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和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和遗忘”。“同时还要广泛地研究各种边缘的被忽视的社会历史记忆。只有典范历史和边缘历史的合鸣才能唤起完备的社会记忆,才是真实的历史。”因此,在两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之间,寻求可以呈现历史进程的记忆,是理解这一问题的要义之所在,也是建构合理的历史认知的必要环节。

  113王造时:《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2号,第31页。

  44《河南叶县因乡民聚众请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第435页。

  22《第四次湖南善后续议案》(1910年5月),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6年,第349页。

  83《论地方自治宜先行之都市》,《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9号,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