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百年研究综述,甲午战争简介


: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从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来看,当时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战争结局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文中对海上保障起决定作用的财务保障、物资保障、卫勤保障、军事交通运输保障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的后勤指挥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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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拓展,甲午战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细致地深入到这场战争的每一个环节,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甲午战争史重要问题的学术研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战争过程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3个阶段:

关 键 词:甲午海战 北洋海军 后勤保障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顽固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惨剧。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对于丁汝昌这种大胆且令人难以理解的违令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据包括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关头的亲笔书信等第一手材料,认为丁汝昌当时是在以自己殉死于威海卫的方式,为自己当时所处的“待罪候决”恶境寻求彻底的解脱;这种过于自私的考虑,将北洋舰队送上的株守至覆灭的不归之路,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吕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问题探讨》则根据大量史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救援旅顺问题,认为是丁汝昌对李鸿章要求北洋舰队救援旅顺的命令采取了敷衍和违抗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来消极对抗上命,终于导致旅顺口军港很快就陷入日军之手。甲午战争史人物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见。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氏鸣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方氏之被斩首是咎由自取。自80年代起,方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的问题。季平子《丰岛海战》、《论方伯谦被杀问题》,赵文润《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辨冤》,徐彻《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陈贞寿等《方伯谦案新探》,刘志坚《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等,都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方氏的后人也不断发表文章,为方氏鸣冤。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至1895年4月17日。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后勤保障;后勤指挥;军事交通;卫勤保障;北洋海军;甲午战争;关键词;海军工程大学勤务学院;影响;物资

但仍然有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等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着作中,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戚其章《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子同志商榷》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宫志远《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替方氏翻案的证据。另外,胡小园《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认为,方氏驾驶“济远”舰先行逃离战场,严重违反军纪,擅离战场受到严厉制裁,无冤可言;但当时清廷未经审讯而草草处斩他,又不乏蒙冤的色彩。总的看来,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们都不同意为方氏鸣冤翻案的意见,因为目前并没有发现更多有力的新史料来为方氏翻案。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至11月22日。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
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从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来看,当时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战争结局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文中对海上保障起决定作用的财务保障、物资保障、卫勤保障、军事交通运输保障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的后勤指挥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历史学科遭受了严重的干扰和挫折,严谨的科学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甲午战争研究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出版的着作甚少,只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甲午中日战争》。

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甲午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1894年7月25日,日舰袭击中国船舰,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以“海军制胜”为显着特征的甲午战争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黄海海战是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黄海海战,既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课题,同时也堪称为中国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得最为深入、分歧意见最大一个热点问题。由于中日双方史料记载不同,海战过程又错综复杂,因此对北洋海军以何种队形接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认为北洋海军排列的是横列队形或“一字形阵势”;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认为是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郭毅生、唐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认为是“后翼梯阵”;戚其章《英人泰勒质疑》认为北洋海军接敌的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外国人称之为凸梯阵;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姜鸣《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战队形问题》分阶段对北洋海军队形变换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其以启航队形五叠梯队到丁汝昌下令变化的拟定队形,最后实际走成了涣散的“人”字队形了。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一些研究者还将研究的着眼点投向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失败。杨志本、许华在《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覆灭看中华海权思想》(《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文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其海上战争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华海权思想衰落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刻原因。该文指出:中国清朝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拥有在远东居于较强地位的作战实力,但它缺乏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它缺乏的是海权思想;这样一支海军舰队,先败于东海、再败于黄海的悲剧命运,是难以避免的。许华在《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历史反思》一文中,结合海权理论,对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概括: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中国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缺乏那个时代所必需的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积极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已经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特别是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已经最终充分证实并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与意义。

简介:甲午战争(又称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

最重要的一部甲午战争史料丛书,是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中日战争》(主编戚其章,副主编孙克复,中华书局1989—1996年出版)。《中日战争》篇幅庞大,分为十二册,共计达550余万字之巨,是关于甲午战争历史资料的集大成者。该套资料集的特点在于:补充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大量档案材料。其收入的档案材料是五十年代《中日战争》的四倍多,如《黑龙江将军衙门档》、《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珍贵档案资料,都是第一次被整理发表出来。选译了相当数量的外文资料。比如翻译收录的日文资料多达140万字,其中珍贵的有《日本外交文书》、《日清战争实记》、《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日本间谍的《从军日记》和《回忆录》等;翻译收录的珍贵英文档案有《中日战争》和《中日战争和三国干涉》等。另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史料丛刊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海洋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张侠、杨志本等整理校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的《丁汝昌集》。

第一阶段,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甲午战争史百年研究综述,甲午战争简介。4、关于威海卫之战问题

新时期在甲午战争史领域取得卓着研究成就的,当首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戚其章研究员。他在这一时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甲午战争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多部甲午战争的学术着作。其着作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等。他在论文和着作中,不仅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对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讨,并将甲午战争的研究视野引向当时的社会、国际关系等宽阔的领域。比如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一书,并不是单纯地把甲午战争作为一次战争的历史来进行研究,而是深入探讨了甲午战争前后社会的变迁,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并以近代海防和反侵略战争问题作为主线,将甲午战争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和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贯穿起来,展示了甲午战争研究的广阔领域。

甲午战争史百年研究综述,甲午战争简介。由于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国内就开始有人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甲午战争结束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中国学者就出版了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专着、资料、译着就达二十余种之多,产生了最初的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曾集中兵力,五次反攻海城,但均以失败告终。孙克复《略论甲午清军五复海城之役》总结说,清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将领指挥无能,各军之间互不统属;二是战前缺乏充分准备,没有严格的进攻计划和作战部署;三是纪律败坏,训练废弛;四是武器窳劣,后勤落后,编制不足。有的论者指出:清军将领缺乏指挥近代战役的经验和能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祁子青《概述甲午战争中的海城战场》强调了清军将领无能、私利、骄横对战事的恶劣影响。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指出,海城之战是日军的一次冒险行动,如果清军作战坚决,指挥得当,有可能全歼日军第三师团,使辽东半岛的战局改观并牵动整个战争的全局。

解放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绩是大量的史料得到整理编辑出版。

辽宁大学的孙克复教授和关捷教授在甲午战争史领域也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他们在发表大量论文的同时,还合作出版了《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甲午国耻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关捷主编)等。他们的论文和着作,以丰富的史料对甲午战争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讲述和深入的探讨。

在此期间,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馆名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在甲午战争的主要战迹地山东威海创建。该博物馆不仅成为专门集中展示甲午战争历史的一处重要场所;而且成为全国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中心,每年都举办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学术讨论会,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将“甲午战争研究中心”设在该馆;该馆自建有甲午战争资料收藏中心,编辑出版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着索引》、《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丁汝昌集》、《北洋海军研究》等。

历史人物研究,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重要内容,分歧与争论也很大。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自八十年代起,近代史研究者们对于李鸿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们发表了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的研究论文近五十篇,论者们大都开始肯定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王楚良《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覆灭》(《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6年)、何平立《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杜耀云《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沈远持《从海防看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等论文,都开始比较深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特别值得注意,该文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得出一个与过去研究者们截然不同的全新结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而恰恰是过去被论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战争中始终坚请率舰队出港击敌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多次擅自违令株守军港,从而最终铸成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