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在苏维埃区域时代的农家教育施行,琼崖武装多管闲事争踏向土地革命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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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是在政治上争得民主,经济上摆脱贫困,而且要从精神、思想、文化上从愚昧无知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谷平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土地革命伊始,中共就在根据地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力图在改造现实环境的变革实践中造就“新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专门设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宗旨:“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2页)。此后,苏区的农民教育有关苏区教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四部代表作:一是张耀纶等著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二是李国强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三是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四是董源来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它们从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对中共在苏区时期的教育进行梳理。本文则主要考察中共是如何通过教育实践,提高了农民素质,唤醒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调动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蓬勃地开展起来,经过教育和革命洗礼的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

摘要:在中央苏区反“围剿”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最初主张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随着连续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出现“左”的情绪,基本不再考虑转移的方案,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分歧。因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没有战略转移预案的背景下开始的。当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共识。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希望通过1934年夏季的军事行动来反败为胜,导致中共中央迟迟不能下决心实施转移。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着力经营四川、陕西,进而发展西北苏区的思路,也深刻影响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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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战略转移

红军师部遗址纪念碑本报记者袁琛翻拍

苏维埃政权在全国所管辖的区域基本上都是比较落后和闭塞的地区,封建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文盲占90%以上。毛泽东曾发出感叹:“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以往学界对于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准备工作、时机选择、方向目标,以及共产国际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徐占权、徐婧编著:《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赵蔚:《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长征的时机选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堂厚:《论长征的准备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新生:《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余伯流:《长征的决策、准备与突破》,《前线》2006年第8期。)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包括:中共中央是如何看待战略转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为何事先没有制定战略转移预案以备不虞?中共中央何时开始考虑战略转移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是如何选择的?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中共中央怎样的战略意图?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依据相关资料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并着力厘清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磋商互动的复杂过程。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在母瑞山成立,之后琼崖特委便应革命妇女的强烈要求,决定组建女子军特务连。”谈起那段如火的岁月,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崔开勇十分感慨,“说是要招100名女战士,结果有近800名青年妇女报名参加选拔。当时的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革命形势之好,一方面体现在武装力量不断增强,工农红军从迁往母瑞山时的130多人发展到1300多人;另一方面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不断巩固,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土地革命新高潮……
红军独立师应运而生
1930年4月召开的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当时形势作出发动“红五月”军事攻势、恢复各级苏维埃政权、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力量等多项重要决议,使处于低潮的琼崖革命迎来了新的转机。
特别是“红五月”军事攻势所向披靡,攻克县城l座,摧毁民团据点20多个,消灭了一批敌人,给国民党带来沉重打击,同时令红军士气大振。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处长林夏介绍,到了当年8月,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已经从初进母瑞山时的130人,扩大到14个连共1300多人。
母瑞山也不再是最初的模样,形成了东起新市、西至南闾、南起石壁、北至岭口的琼崖革命中心根据地,军械厂、红军农场、红军医院、红军剧团、消费合作社、粮食加工厂等等应有尽有,俨然一座新兴的小城。
崔开勇告诉记者,为了培养革命干部,根据地里还开办了一所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由琼崖工农领袖王文明、“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冯白驹先后担任校长,设置理论课程和军事课程,既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何推进土地革命等,又培训射击、投弹、夜战和游击战等,培养出了一批讲政治、懂军事的革命干部。
这些成果,为落实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壮大红军力量,建立红军独立师”的决议打下了坚实基础。
时不我待。琼崖特委在琼崖红军独立团的基础上,统一组编各县红军和赤卫队,于1930年8月在母瑞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同年9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则发布了关于委任梁秉枢为独立师师长、杨学哲为政治委员的布告。
林夏介绍,独立师刚成立时下辖两个团和1个独立营。第1团由原独立团第1营和该地区的赤卫队合编扩建组成,第2团由独立第2营扩编组成,独立营则由乐万地区的红军组成。后来,陵水红军第5连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5连合编为1个营,不久便同独立营合编成为红军第3团。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认为,独立师的成立,标志着琼崖的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的全盛时期。

第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衍生的愚民政策,使农民普遍地处于愚昧状态。“在封建地主压迫之下的中国劳苦群众,一向沉沦文化低落的黑暗地狱中间。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压制工农群众文化的发展。所办的学校高收学费,专门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压迫革命运动的人才。帝国主义者的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养成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革命的干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页)。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其教育体制,“是贵族专有的教育,是重礼乐的教育,是养成支配人的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0页)。在广大苏区,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另一方面他们受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基本上排斥新生的事物,更遑论新思想、新观念了。例如,1927年前,湖北黄安、麻城等地占90%以上人口的农民大都是文盲,适龄儿童能上学的极少,现代学校几乎没有,农村私塾教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崇尚“杀身成仁”的封建武士精神,宣传各种封建迷信,灌输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0页)。

一、撤离苏区预案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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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中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党在农民中广泛地宣传正确主张,增强农民对革命的信心。为了发动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一方面要使他们意识到:“民众自己的力量要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暴动来夺取政权推翻一切封建的力量”(《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对军阀战争的态度与发动农民斗争》(1927年8月27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另一方面要使农民明白: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挫折只是暂时的,“虽农民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因此,加强教育工作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成为当时中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十七号》,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初采取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并没有考虑战略转移问题。不过,通过仔细梳理历次反“围剿”斗争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并非一直反对战略转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认可到排斥的转变过程。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最大的中央苏区更是给予高度重视,直接参与指挥其反“围剿”斗争。囿于红军自身力量的弱小,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最初都强调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对机械地固守根据地,主张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开始改变态度,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铜塑《艰苦岁月》表现了琼崖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本报记者张茂/摄

第三,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和当地百姓普遍具有小农意识,其表现主要是地方主义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于各苏区红军战士和干部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严重的地方主义在各苏区中普遍地存在,成为威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严重隐患。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发生的“商城事件”就是由当时驻商城的32师狭隘的地方主义所引发的(参见《郭树勋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29日)、《郭树勋关于商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88页)。在赣南中央苏区,除了地方主义之外,还面临较严重的土客籍矛盾。“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被看做外来户,低人一等。井冈山斗争时期,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其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此(参见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1930年12月2日,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1页。)这种意见为后者所肯定。1931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同在这个火红的8月,琼崖特委召开了四届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及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精神,并作出“集中、扩大红军,加强地方暴动,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首先夺取与巩固东路各县,然后向西发展,最后夺取全岛”的决定。
赖永生说,这次会议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放在“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上,吸取了之前“左”倾盲动主义的教训,考虑了琼崖革命的实际发展情况,使琼崖革命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日渐清晰的发展道路,令刚刚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很快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琼崖特委的统一领导下,独立师建立和健全了党委制,师、团成立党委,营设总支,连有支部,连队还有共青团组织。师、团均设有政治委员,连也设有政治指导员,全师党团员几乎占到总人数的一半。
独立师的军事和后勤工作也比较健全。林夏介绍,独立师设有司令部参谋处等军事指挥机关,负责部队的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等工作。除打仗缴获的枪支弹药和财物,各级苏维埃政府还从财政收入中拨十分之三为红军购买枪支子弹。红军干部及战士有了统一的军服、军鞋。
尽管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干部及战士的补给和生活费常常供应中断,但向往革命、报名参军的人数还是越来越多,长期受到压迫的妇女也纷纷申请要随男子上阵杀敌。为了发挥她们的“半边天”作用,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并划归红军三团建制,引得数百名青年妇女争先恐后报名,最终建立了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红色娘子军。
赖永生说,独立师刚一建立,便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猛烈进攻:1931年5月至8月间,红一团一举攻克琼东最顽固的反动营垒——帝埇,使琼东县第四、第五、笫六区连成了一片;红三团在女子军特务连的协同下,成功地在纱帽岭伏击了国民党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率领的县兵和民团;红二团也积极主动消灭了不少敌人,扩大了苏区。
8月以后,独立师又采取游击战术,在赤卫队和群众的配合下,先是粉碎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向苏区的猖狂进攻,后在澄琼定边区四处打击敌人,开辟了澄迈二区、琼山十九区等新苏区。

第四,囿于经验的缺乏,加上没有受过专业指导,土地革命初期,各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不得力。1931年,湘鄂赣边特区召开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指出:过去团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是采取了一贯的忽视观念,另一方面在进行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不少错误与缺点,如各县发生了毁庙堂、打菩萨、掘祖坟、焚宗谱等“左”的错误;忽视教育,各县化装演讲团多不起作用,新剧内容之不完善,赤色学校教授之不完善与一般的腐败现象,列宁高小的教育程度比较低,鄂东区还不是免费教育。教育不普及,青年娱乐事业没有建立,青年俱乐部的工作没有真正开展,反旧礼教、破除迷信、反封建遗毒和厉行苏维埃政权下的清洁运动做得不充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开始。
(《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56—57页)。1932年秋,闽浙赣省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了前一时期文化教育工作的不足: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县区苏维埃政府仍没有了解文化教育工作在革命过程中的教育意义,仍旧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甚至认为在斗争环境中,只要斗争,不要文化,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或者认为文化工作的建立,要在革命成功以后,视文化工作为和平建设事业。在这一忽视与不了解文化工作重要的条件下,以致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文化政治水平,不能适应阶级斗争环境的需要而充分地提高。(参见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193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号召“打退军阀们的反攻,保护苏维埃区域”,并强调“必须避免在不利于我们条件下的殊死战,必须保全并巩固自己的真正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随后,中共中央在通告中进一步指出:“反对因为敌人进攻而走到右倾、消沉、失望、分散、逃避乃至取消的观念”,但“这决不能解释成我们是要红军固守一个区域的。假使在敌人大部队的集合包围中,红军力量有被敌人击溃或消灭的危险,则我们便应站在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的观点上,移动红军的主力,去选择新的区域,准备适当的进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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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所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是苏区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另一方面是各苏区文化教育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而此时,各苏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进入了开展各项建设的阶段,在教育方面要求既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程度,又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要提高干部的看书识字的能力;既要培养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又要培养各种专门的人才(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9页)。现实与任务的差距巨大,这就迫切要求苏区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开展对农民的文化教育。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远东局强调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指示依然有效,并指出“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30页。)。1931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明确指出:“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97页。)3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补充指示再次强调:“为着保全红军实力,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256页。)。应该说,此时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防守苏区问题上还保持着相当的弹性,在积极保卫苏区的同时,也考虑在必要时撤离,以保存红军实力。

琼海市阳江镇街头的红色娘子军雕像。本报记者王凯/摄

二、中共在苏区的教育实践

在连续取得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随着革命的复兴和红军力量的增长,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对苏区的发展信心大增。1931年6月10日,远东局成员雷利斯基兴奋地宣称: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的任务遭到失败,“‘赤祸’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被限制住”,“今天它比半年前还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0页。)。另一成员盖利斯在给联共中央的信中也指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近来已发展成为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以致南京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迄今为止南京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4页。)。受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在准备第三次“围剿”斗争时,中共中央不再准备撤离的预案,而是强调要扩大苏区。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强调:“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白色恐怖再次笼罩琼崖 军事上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琼崖土地革命。
赖永生说,到当年年底,全琼已经成立县级苏维埃政府9个,区级苏维埃政府58个,乡级苏维埃政府更是多达380个。
此时,东、中、西各路苏区已然各自连成一片,广大干部带领群众热情高涨地斗地主、分田地、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苏区里,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雇农工会、妇女协会以及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各种革命组织和团体纷纷成立……土地革命高潮迭起,全琼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到近8000人。
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琼崖土地革命的深入,全琼苏区范围的扩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林夏向记者介绍说,1932年7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广东反动当局下了命令:由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3000多人,急速渡琼向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
从海口市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登陆后,陈汉光很快作出战斗部署:第一团驻嘉积镇,第二团驻定安,第三团随旅部直属队驻府城、海口,琼崖警卫队、各县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也被发动起来,以期分路驻扎、齐头并进。
林夏说,当时,陈汉光部采取“军事政治并重,剿抚兼施”的方针,以“迅雷疾风”的手段和“先攻要点”“重重包围”“分进合击”“各个击破”的战术,由北到南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抢掠、焚烧、奸淫和屠杀,琼山、文昌、定安、琼东、乐会、万宁……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琼崖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保卫苏维埃政权。但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红军及赤卫队虽拼死抵抗,仍然伤亡惨重,甚至弹尽粮绝,无法继续作战,导致羊山、儒郭山、儒万山根据地乃至琼东四区一带先后被敌占领。
无数宁静村庄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家属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刚刚被旭日映红的琼崖大地又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大敌当前,琼崖特委迅速作出决定:除了留一部分红军配合赤卫队在原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之外,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即刻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
星火在最深的黑暗里往往更加璀璨,母瑞山又一次以慈母般的怀抱,守护她的琼崖革命儿女。
革命遗址 琼海市阳江镇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琼崖革命先驱杨善集、王文明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火种。这里曾创下琼崖革命史上的多个第一:琼崖第一个中心革命根据地,中共琼崖第一届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琼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琼崖第一部《土地法》在这里颁布,琼崖第一所红军医院、第一所红军军械厂、第一所琼崖高级列宁学校在此创立,举世闻名的红色娘子军在这里诞生,堪称“海南红色第一镇”。
链接词条 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中共琼崖特委于1929年冬在母瑞山创办了一所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重点培养红军基层干部。学员由红军各连队及各县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选送,三个月为一期。学校的军事训练课目内容主要依据步兵操典和游击战术进行训练和演习,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基本政治常识。经过军政训练,红军学员的军政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带领农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成为中共的历史责任,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也应当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支持了中共中央的判断。12月4日,中共中央以严厉的措辞指出:“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541页。)中共中央还特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一向比较稳健的中央苏区领导人。1932年2月,张闻天在为《红旗周报》写的社论中,批评中央苏区始终没有“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在巨大的压力下,苏区中央局于5月11日作出检讨,自称:“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0年,第211页。),“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份恐惧”,“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8页。)。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苏区中央局强调:不仅要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围剿”,而且“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5页。)。

第一,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

不过,相较于远东局、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持谨慎态度,坚持了以往的观点。1933年二三月间,围绕着如何评价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和如何进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远东局、中共中央发生了争论。

苏区的教育方针是在总结各苏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一个逐步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宣布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932年9月,湘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恶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2年9月6日),转引自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一号训令,强调目前的教育任务“是要用教育和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争论首先发生在关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问题上。1933年,当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时,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苏区。关于这次行动的合理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这次行动的严厉批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2月,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指责说:“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重复必然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远东局则指出:即使处于困境,“也不应作出哪怕是暂时放弃苏区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21页。)。中共中央也批评说撤离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并强调“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远东局的意见不以为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这显然是另一种声音。

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同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决定,应该“把教育工作为着战争与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观点出发,把教育为着战争,就是说满足战争需要,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的工作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而当前阶段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其目的是“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争论还发生在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上。这次反“围剿”战争前,中共中央认为:红军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共中央断言红军将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并提出“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等口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320页。)中共中央还指示苏区中央局要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否则“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2页。),并强调“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和夸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提醒中共中央:“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页。)。这种审慎的态度很快引起远东局的抗议。远东局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可能在领导层中引起分歧,并影响工作”(《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回应说:“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相反,巩固基地,建立新基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联合相邻地区,但决不能以红军大部队被歼灭为代价。”(《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