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敌特纵火案,睿智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每当这时,他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他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而迅速的妥善应对处理,时时处处闪耀着他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卓越才能。这正如一名外国评论家所评价的:“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

1949年4月25日,解放不过数月的北平市发生了一起损失价值为2亿元人民币的特大纵火案件。该案件的发生引起了时任**揭秘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敌特纵火案,睿智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副主席闻讯后当即中断正在举行的重要会议,立刻亲赴现场踏勘,并对侦查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经过公安人员艰难曲折的侦查,案件终于得以侦破……

皖南事变时针锋相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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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敌特纵火案,睿智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抗战八年中,重庆的形势极其复杂,它既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正面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各派政治力量在战时活动的舞台,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特殊战场。在这一特殊战场,周恩来要应对复杂的形势,其中包括对前线的支持,团结进步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一致抗战,唤起民众,以及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进行斗争等。其中,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挑起的突发事件——皖南事变,堪称周恩来遇到的一次重大事件。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安徽泾县云岭驻地出发,6日,行至泾县茂林一带,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袭击。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约2000人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然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消其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老北京大概都还记得,原先北平市崇文门外东四方位有一条玉北街,这条街上当时有一个大厂子──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本文所要叙述的这起特大纵火案件,就是发生在这里。

揭秘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敌特纵火案,睿智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为了打退国民党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纵横捭阖,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9年4月25日,凌晨2时许,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中间生产区漆黑的厂房里,忽然冒出一团红色火焰;几乎在同时,火焰便迅速蔓延开来,在整个厂房里形成一片火海!等到值夜人员察觉时,灾难性的大火已经在横加肆虐了。

周恩来主持广泛展开了政治上的反攻。1月17日晚,当他得知“一·一七”通告后,立即在曾家岩通过电话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日,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材料经周恩来审定在重庆秘密散发。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向中央建议,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一·一七”通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惩办肇事者;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坚持抗战,声援新四军。这些建议被中央采纳。

消防队接到报警,迅速赶来,奋力扑救至上午7时许,方才将大火全部扑灭。这起特大火灾,烧毁了修好的机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车13辆、拖车6辆,共烧毁59辆,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104间,所受损失以当时的物价计算为人民币2亿余元。

在国际上,周恩来与在重庆的苏美英等国大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敦促政府促使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他还电告此时已回到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回国途经重庆时得到的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予以发表,结果使这些材料登载在美国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停车厂所在地属于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辖范围,纵火案发生后,停车厂方面立刻向外三分局报警。外三分局按照规定即向北平市公安局第三处打电话作了紧急报告;市局第三处当天值班的负责人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未按规定向上级报告。没想到,就是这一失误,这起案件竟惊动了周恩来!

周恩来还在集会上演讲,公布事实真相,拜访民主人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社会的同情。特别是他利用《新华日报》这个阵地发表文章,告诉世人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了对付当局的新闻检查,他与战友们用“开天窗”、“减少版面”的方法,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不仅阻止了蒋介石进一步的行动计划,而且争取了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

一个月前,即1949年3月25日,**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就是毛泽东主席戏言的“进京赶考”。自此以后,北平市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问题就排上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工作日程。在一个月内,周恩来曾数次向当时中央分管公安工作的**揭秘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敌特纵火案,睿智处理突发事件的高手。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李克农于是决定就此问题于1949年4月25日上午召集北平市公安局的部分局、处负责人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军,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周恩来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加以发展。

汇报会在东皇城根北街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举行,北平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和第一、二、三处的正、副处长。会议原定上午9时30分举行,但是周恩来在9时10分就抵达了,这样,便立刻进行。会议开始后,谭政文局长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恩来听着不住地点头。

周恩来有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熟知反共顽固派蒋介石的抗日反共两重性,又打又拉两面政策,压、吓、哄三种伎俩。蒋在抗战前是对共进剿,对日退让的,后来由于国内国外大势所迫才联共抗日,但他灭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要尽可能敲掉中共军力,华北受挫,又搞华中。周恩来为抗日大局,力争推迟国共破裂时间,越晚越好。同时,对蒋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压,不上当。反共高潮开始时,他就估计到蒋进攻计划不会改变,在实力悬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动,周恩来对蒋的缓撤手令、顾祝同设定的北撤路线、蒋决不留难的许诺,一概不信。当12月据确切消息“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似有转机时,周恩来却看到局部讨伐的战机,立即为下一步反击作准备。他12月下旬3次向中央报警。当蒋介石异乎寻常地“灌米汤”,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诈,立即向中央报警。斗争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可说是把蒋介石吃透了。1月17日反动命令下达时,国共关系真是到了破裂边缘。国内国外将如何反应,尚难预料,周却毅然决然留下来,冒全体牺牲的危险,去争取好转的最后可能。终于在各方配合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退了蒋的进攻,使其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在革命两面政策中又添了两手准备(在作最坏准备时,不放弃争取好的可能)这样一条经验,这应说是周恩来大勇大智的结晶。毛泽东把这条写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在参政会的斗争中,中共同顽固派争夺小党派。开始小党派同情中共,后来被蒋拉过去,参政会已经开幕,似乎无可挽回了,但周还是再拉一把,终于使小党派明白过来,参政会后又转向我们。在反复争夺领导权中,周显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韧性。

李克农向抽烟的同志散了一圈香烟,然后说:“
刚才谭局长谈了许多情况,那都是作为局一级的面上的东西,下面请在座的同志谈谈各自分管工作方面的具体情况,周副主席需要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

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演说,但他还是说了以后决无军事剿共。周恩来判断蒋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暂时休战。后来蒋介石找周谈话,形势就缓和下来了。

周恩来拿出了笔记本和钢笔,微笑着请同志们多谈谈基层的具体情况。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佳电对皓电,接着以十二条对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最后打出暂行办法十二条,抵制参政会。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斗争胜利。

市局第二处处长冯基平首先发言,谈了侦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打断,还往本子上记了一些内容。

斗智斗勇谈判斡旋

冯基平之后,第三处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开始发言,他一开头就谈到了今晨发生的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大火。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了,两道浓眉一耸,目光扫向谭政文,问是怎么回事?

1945年,《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局部内战爆发,东北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国共对开战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军人数扩充快,但装备训练不足;国民党军集中在南方,运输手段有限,不能长驱北上。双方都有骑虎难下之感。三个月后,1945年底,杜鲁门(接替病逝的罗斯福总统,成为第33届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都做出积极姿态,和谈重启。

谭政文事先没接到这方面的汇报,一点儿情况也答不上来,于是问分管治安的第三处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
武处长,你知道这个事吗?是怎么回事?”

中共方面谈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来肩上。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评价,他在谈判时的表演跟在舞台的表演一样好。“他对谈判进程每一步发展的感动人的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充满信心的人??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

前面说过,此事在市局就到第三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为止,所以,武创辰对此也一无所知。这下子周恩来生气了,说这个会不开了。这么大个事情,竟然谁都不知道!建议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

对于马歇尔,两党心里没底。蒋介石表示热情态度,试探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周恩来也加紧与马歇尔接触,希望他了解中共,争取他的支持。1945年12月22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歇尔的到来,23日登门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

于是,周恩来便带领谭政文局长、市局第一处处长刘涌、第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当即前往崇文门外察看现场。

周恩来娴熟地运用让马歇尔感到亲切的语言体系,努力填平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随后的接触中,马歇尔发现,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尽管美国的立场必然是防止中国“赤化”,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遇到困难时,甚至会诚意询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中共一度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比较公正的,马歇尔也自认为取得了中共的信任。

一行人分乘两辆汽车:周恩来、谭政文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居前,刘涌、武创辰乘坐谭政文的汽车跟随其后。开车后,周恩来问:“
火灾发生地段归哪个分局管辖?”

从1945年12月27日开始,经过十几天反复磋商,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周恩来和张群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当天上午10时,举国瞩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代表38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9人。

武创辰回答:“ 外三分局。”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日返回重庆赶着参加31日的政协闭幕会。31日一早,他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中共愿意在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

周恩来说:“ 我们先去外三分局。”

当时国统区传言毛泽东身体不好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觉得很可笑,说自己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可学。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外三分局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内,可是,一行人包括两个司机在内都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恩来让谭政文把正在路口执勤的一名交通警察叫上车来带路。那个交警上车后,听说让他带往手帕胡同,竟说不认识那里。周恩来望着他问道:“
同志,你是哪里人?几时参加工作的?”

1946年2月28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月4日,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调500名相貌端正的战士紧急训练成仪仗队,在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检阅了这支队伍。当晚,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招待他们看文艺演出,马歇尔坐在毛泽东和江青中间。

交警回答:“
首长,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刚来北平两个月,领导让我来参加交通管理工作。”

陕北天气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大家便让交警下车,又找了一个老百姓,问了问,终于弄清了手帕胡同的位置,汽车开了过去。

和谐的画面定格在这个夜晚。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解决了东北问题再走,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刚走,国民党进占沈阳,东北战事迅速升温。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要求中共让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激烈争吵,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长慕丰韵见周恩来和谭政文来了,连忙热情接待。周恩来还没落座,便问起了火灾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恩来微微点头。

4月下旬,马歇尔述职归来,中共已经在东北取得优势。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歇尔来华以来,往往是他长篇大论,周恩来认真倾听,而这一次,周恩来强势反攻,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周恩来的翻译章文晋回忆,全程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对民盟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待慕丰韵说罢,周恩来问他什么时候到的现场?

亲赴事件现场并作重要指示

慕丰韵回答:“ 我刚从现场回来。”

北平电车厂火烧59辆电车的火灾事件,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25日,正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城市后不久。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这次火灾事件的处理,当即极有针对性而深有感触地作出了“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所立的这个规矩,此后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并得到继承和发扬。

周恩来追问他是夜里去的吗?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讯传到了北平电车厂,工人们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第二天一早让市民们共同分享喜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

“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

25日凌晨1点,工人们收工回家休息。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们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一幕。

周恩来批评道:“ 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晚上就去现场!”

这天凌晨两点,崇文门外东四块玉北街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场突发大火,消防队接警后奋力扑救4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一场大火烧毁了修好的机动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动车13辆、拖车6辆,共计59辆电车,并烧毁104间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损失折合当时币值两亿多元。史称火烧59辆电车事件。经初步调研、查证和分析,断定为遭敌特纵火破坏。

在周恩来的执意坚持下,一行人在慕丰韵的陪同下前往火灾现场踏勘察看。在现场,周恩来脸色凝重地望着已经烧成一片废墟的部分厂房,叹息道:“
损失!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

事件发生后,火灾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时向市公安局第三处作了报告。当时值班的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因为考虑到上午就要参加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会议,到时候再报告不迟,所以没有及时按系统向上报告。

周恩来在现场走了一会儿,问厂工会负责人:“ 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当天上午8点,中央当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周恩来也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原来,自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周恩来副主席非常关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曾向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李克农因此决定就此问题召集市公安局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

工会负责人说:“
我们向值夜的同志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是敌特破坏。”他简单地说了火灾发生的情况。

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秘书长刘进中、机关党委书记刘涌和几个处的正副处长。谭政文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副主席听了很满意,并就情报保卫工作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与会同志们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不时地点头称是。谭政文接着又汇报了市局近期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李克农让大家发表意见,补充情况。

周恩来点点头,转向谭政文,命令要进行缜密的调查,查明结果后,报李克农部长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