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非慈禧太后所为

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
、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

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人们想象,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龢,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一、维新运动时,翁同龢身兼数职,权极一时,但由于举借外债、内债和处理胶州湾事件“吃力不讨好”,遭到了一些官僚的弹劾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但受到一些大臣的参劾,光绪帝不为所动,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极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处理胶州湾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訢不以为然,连西太后都觉得“甚屈”。

《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6月16日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光绪帝在五月初五日下旨废除八股文,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此事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慈禧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

西太后的特点是敢于重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没有充分必要,她不会轻易甩弃翁同龢。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西太后与翁同龢之间还维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5月底,恭亲王奕訢去世。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道:

之后又相继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的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

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与翁相知甚深。戊戌政变后,翁同龢曾将他和光绪皇帝关系的部分情况告诉张謇,张謇又告诉了张孝若。上述光绪皇帝觉得翁“过于持重”,苦于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当亦出自翁同龢本人。张孝若叙述此段历史时,不采光绪帝被迫之说,而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方面分析翁同
被罢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揆诸史实,光绪皇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

1867年2月,奕訢提议以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得到批准。3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着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慈禧太后支持奕訢,“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月30日,慈禧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

三、揆诸史实,翁同龢被罢免,其与光绪皇帝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

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龢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去寻找了。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二是提拔张荫桓问题。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另外,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突破禁令。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以证明梁启超之误。《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

翁同龢受到过西太后的宠信,多次受到西太后召见,所受恩宠,一时少见。但是,自1894年珍、瑾二妃事件后,宠信渐衰。当年11月,西太后借口“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此事是西太后打击光绪皇帝亲信的开端。事件中,翁同龢再三要求西太后“缓办”,并且抬出光绪皇帝相抗,当面询问西太后:“上知之否?”12月,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权臣李鸿章,声称和议为“皇太后旨意”,并尖锐地提出:“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光绪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龢却以安维峻“究系言官”为理由要求从宽处理。这些,都会引起西太后对翁的不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非慈禧太后所为。要知道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看一下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龢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非慈禧太后所为。这里所说的“小人”,乃指刚毅。刚毅与翁同龢素不相合,某次二人论事,意见冲突,几乎当面翻脸。奕訢去世后,刚毅为防止翁的权力继续上升,向西太后“进谗”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当然也有排斥翁同
之意。

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龢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龢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此时,翁同龢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本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那么,西太后是否和“开缺”翁同龢毫无关系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简单,西太后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罢免翁同龢这样的大臣可以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光绪皇帝不可能不和西太后商量。如果西太后不同意,光绪皇帝决不可能一意孤行。西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绪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异议,原因复杂。

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原因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前人的一些记载也引导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倾向。其实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就能看出废黜翁同龢本身是光绪的本意。

二、维新运动开始后,翁却显得“过于持重”,并与急于变法的光绪皇帝多次顶撞,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指责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龢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有个夭折的维新变法运动,都知道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龢却在维新运动刚开始时被“开缺”。研究翁因何被罢官以及被谁所罢官,是研究维新运动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西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西太后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西太后懿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慈禧一开始不反对变法